是隋之天臺智顗（西元五三八～五九七年），唐之紫閣飛錫（西元七四一～七七八年），宋之慈雲遵式（西元九六四～一〇三二年），元之師子林天如惟則，明之鄞江妙叶、西齋楚石梵琦（西元一二九六～一三七〇年）、幽谿無盡傳燈（西元一五五四～一六二七年）、袁宏道（西元一五六八～一六一〇年），加上蕅益智旭（西元一五九九～一六五五年），一共九人，從學派或宗派分，智顗、飛錫、遵式、妙叶、傳燈、智旭之六人，都屬天臺學系。惟則、梵奇屬於禪系，袁宏道是華嚴禪。智旭選上《西方合論》，著眼不在華嚴而在由禪的基礎而轉入淨土。可知此《淨土十要》，重心在天臺的淨土兼收禪的淨土。雖然近世日本學者，懷疑《淨土十疑論》非智顗作(註四二)，在中國則從未有過疑問。

可是為何不選智顗的《觀無量壽佛經疏》及四明知禮（西元九六〇～一〇二八年）的《觀無量壽佛經疏妙宗鈔》？特別是雲棲祩宏的《阿彌陀經疏鈔》，在明末清初，是一部流通最廣、傳誦最多、影響力最大的著作，為何也被棄於《淨土十要》之外？無他，智旭主張持名念佛，不勸人觀想、觀像，也不贊成參究念佛(註四三)。而《觀無量壽佛經疏》、《觀無量壽佛經疏妙宗鈔》是依《觀無量壽佛經》十六觀作疏解，《阿彌陀經疏鈔》則主張參究或體究之說(註四四)。

綜合以上諸書的立場，可以略窺明末淨土教思潮之梗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