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於寂照來華的事實,以及本書從那以後又在中國流佈的消息,可從如下的資料中得知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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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遵式為本書所製的序文──〈南嶽禪師大乘止觀原序〉曰:「噫!斯文也,歲月遼遠,因韜晦於海外;道將復行也,果咸平三祀,日本國圓通大師寂照,錫背扶桑,杯汎諸夏,既登鄮嶺,解篋出卷。天竺沙門遵式,首而得之;度支外郎朱公頔,冠首序,出俸錢,模板,廣而行之。」(註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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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頔為本書作的序文所記,亦與遵式的序文相似,他說:「嗟夫!斯教雖大顯示啟來者,而人世未之普見。流于海外,逮五百年。咸平中,日本國僧寂照,以斯教,航海而來,復歸聖朝。」(註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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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二種,戴於智旭的《釋要》之首,智旭本人,亦信此說為實,故在他自著《釋要》的本文中,也有這樣的記述:「今試細讀,實為圓三止觀總綱,文不繁而義已備,獨慈雲懺主五百年後,序而行之,迄今又將五百餘年。」(註七)又說:「按此法門,唐末流散海外,有宋咸平三年,日本國寂炤,持此本至四明,慈雲師得之,為作序流通云。」(註八)
以上三人的意見雖同,但是,朱頔謂:「流于海外,逮五百年」;智旭則稱:「唐末流散海外」。若據前者所言,自南嶽大師之後,本書即流於海外,而未傳於中國本土了。《佛祖統紀》則與後者之說相當.在其《山家教典志》卷二五之中,所標「南嶽《大乘止觀》二卷」項下,有如下的一段記述:「唐末教典,流散海外,本朝咸平三年,日本國寂照,持此本至四明,慈雲得之,為作序云。初卷開止觀之解,次卷示止觀之行。」(註九)
由此看來,宋之咸平三年(西元一〇〇〇年)或咸平中,因為日本僧人寂照之來華,而得到本書如慈雲懺主遵式那樣的人,並未對其是否出自南嶽所著的真偽問題,發生任何懷疑,唯以歡欣之情,為之製序,並請朱頔,為之出資刊出。
2本書的三種註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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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圓記》五卷,收於《卍續藏》九八冊,宋代的了然所述。這是將《大乘止觀》,視為南嶽大師親撰,並以圓教的觀點,來作註解的一部書。不但未對撰者的O題置疑,且係以其極為虔敬的態度,作了細密的疏釋。他是採用逐字逐句的全文解釋的方式,然而,通覽其全書,約可舉出如次的三項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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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釋文旨,力求與天臺智顗的止觀會同來看。故在其敍述撰著《宗圓記》的十種因緣之第一條,便說:「欲會天臺所說止觀與師不殊故」(註一〇)。他確信本書是南嶽所撰,又在重視傳統相承的信念下,也確認天臺止觀的源頭,便是南嶽的本書。例如他為南嶽讀《法華經》十如是文所作的辯護(註一一);又以天臺的一念三千,意想本於南嶽(註一二);另說本書的止觀體性之三性,和天臺的《摩訶止觀》之〈正修章〉同一意趣(註一三)。並且論及南嶽止觀與天臺止觀之同異(註一四);一性與三千性相,是異名同體(註一五);南嶽的《大乘止觀》,乃屬於天臺止觀中的圓頓止觀(註一六)。縱覽《宗圓記》全書,幾乎處處瀰漫了這種意願的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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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簡本書中所用名相義理之與《起信論》及唯識等所用之異同點。《大乘止觀》採用的法相,類同並出於《起信論》及唯識論等者不少,了然對於這些,為了自他之立義不同,避免自宗與他宗混同起見,作了苦心的簡別。例如將一心與真如(註一七);業識、轉識、現識、虛狀等(註一八);二種如來藏,如實空和如實不空(註一九);體、相、用之三大(註二〇)等,與《起信論》所作之對比。又以三性之名義(註二一),轉識得智之意義(註二二)等,和唯識比較,而作的同異公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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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細判析與本書文字相關的名相教義。了然不僅條釋正面的文意,並且對於關聯的名相教義,提出種種的問題,加以申論解釋。這在《宗圓記》卷首所標多達五張紙四百三十多項的「條箇」之中可見,他在撰著這種疏釋書時,對於天臺教學中的許多問題,提出了他自己的見地(註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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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要》四卷,現收於《卍續藏》九八冊,明代的智旭所撰。在對於本書撰者的問題上,智旭也和了然相同,毫未置疑,並且也是全部依照著天臺教義的觀點,予以解釋的。他一開始,以能起所起等八門十六雙義,解釋「大乘止觀法門」六個字的題義,很巧妙地以此點示出了本書的要旨,為讀者簡略地提供了全書的綱領。這部《釋要》,係以適當的科判,分析論文,顯彰文意。大體上說,智旭的見解,乃以本書和天臺止觀,是站在「名異義同」的立場,故將本書的一心,視為真如心,即是現前一念的妄心。以本書中止觀境界的三性,來會通《摩訶止觀》的十境(註二四);或以《摩訶止觀》的十乘,來配合《大乘止觀》全書的綱領(註二五)。又對本書所用阿梨耶識、覺不覺、如來藏之名義,以及三性三無性等的名義,均依《起信論》和唯識論等作解釋,最後即達成了與天臺之本義相融合的目的,使得本書成為天臺化的止觀法門,同時肯定了它的價值。比起了然的《宗圓記》,智旭的《釋要》,稍嫌簡單了一點,但對初心入門者而言,想要求知《大乘止觀》之大綱的話,那又寧可捨彼而取此了(註二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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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記》二十卷,民國增修《大藏經》會校印,浙江省觀宗寺諦閑說,德明、聖性、聖心筆記,江妙煦勝觀居士「演述」並製序,民國癸亥(西元一九二三年)夏,經歷八個年頭而完成,根據其序文所稱:「教傳震旦,去聖時遠,障深莫辨夫津涯,慧淺罕窺其宗趣」,「於是南嶽大師《大乘止觀》,慨焉有作。」可知此書的態度,也和《宗圓記》及《釋要》相同,視本書為南嶽的親撰,而以天臺智顗的教學思想,加以註釋。例如他以天臺的三止三觀及三諦說,解釋本書的止觀法門(註二七);又將天臺的四教判,來配合本書的圓融義(註二八);以天臺的百界千如及一念三千,來解釋本書的性染與性淨之俱時具有義(註二九);更以為本書的三性三無性,乃與天臺的三智三諦是同義異名(註三〇)。此書比之以《宗圓記》及《釋要》,有兩個特點:一是夾釋夾議,並加附註,讀來要比較容易明瞭;二是強調極樂淨土的欣求(註三一)。唯其對於考證事例,稍感疏略。
3見於僧傳及經錄的有關資料
在僧傳之中,對於本書的揭載,僅見於志磐的《佛祖統紀》,此書撰成於南宋度宗咸淳五年(西元一二六九年),乃在寂照來華之後的二百七十年了。至於其他各種的南嶽傳記之中,例如道宣的《續高僧傳》卷一七、《大唐內典錄》卷五,以及《景德傳燈錄》卷二七等,均未提及《大乘止觀》這部書。《佛祖統紀》的「慧思傳」(註三二),主要是根據《續高僧傳》的資料所寫成,只是插入了「《大乘止觀》二卷」的記述(註三三)。不過,從「唐末教典流散海外」,而考察遵式的序文所說:「斯文也,歲月遼遠,因韜晦於海外」(註三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