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說「今人不能俱行乞食，或入叢林、或住庵院、或出遠方，亦未免有金銀之費，必也知違佛制，生大慚愧。」（註四）

正因為中國的環境，無法比照佛陀時代的印度比丘來遵行戒律，所以明末的諸師，在思想上接受了天臺、華嚴以及禪的觀念；在持戒行儀上模仿成儒家的禮儀（註五）。從明末的戒律著作中，可以發現到《華嚴經》、《涅槃經》、《楞嚴經》的經文，和許多真言密咒，如《毘尼日用錄》和《沙門日用》等，就是如此混合而成的著作。而且像見月讀體（西元一六〇一－一六七九年）就用華嚴宗的教判寫《毘尼止持會集》，澫益智旭（西元一五九九－一六五五年）凡有註解，都用天臺家的模式。於是一方面把理念升高，將現實的運作看作無上的法門；另一方面由於現實環境的所限和所需，也不得不捨棄大部分印度傳來的繁複戒律，而採用了禪、密、天臺、華嚴及淨土等的修行法門及觀念，以彌補戒律生活之不足。無怪乎當時即有永覺元賢（西元一五七八－一六五七年）對某一種律學著作做了如此的批評︰「大都目不見律，而襲取他書。」（註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