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要關心政治法令，但不介入政治法令的革命運動。所以佛教傳到任何一個國家地域，便遵守其制度，順應其文化，然後於潛移默化中，改變其陋習及惡法，導正其方向的偏差。

另有一例，便是《摩訶僧祇律》有關比丘戒中重戒的四波羅夷法（pārājika）第二條「偷盜戒」的罰則，凡不與而取五錢或超過五錢者，便成重罪不可悔，必須捨出家還俗家，然後接受王法的處置；那也是為了順應當時當地的王法而制的一條重戒。當時佛住王舍城，頻沙王當政，佛問：「大王，盜至幾錢，罪應至死，乃至應罰？」王言：「十九錢為一罽利沙槃，分一罽利沙槃以為四分，若盜一分，若一分直（值），罪應至死。」佛陀即告諸比丘：「若盜一分，若一分直（值），犯波羅夷。」（註七）把十九錢分作四等分，則每一等分相當於五錢稍不足，在《四分律》中即說：「若以盜心取五錢，若過五錢，若牽挽取，若埋藏，若舉離本處，初離處，波羅夷。」（註八）

波羅夷意譯為極惡、重、棄、斷頭，因為依據當年摩揭陀國的國法，凡偷盜約值五錢，便是死罪，佛陀就依王法作為制定戒律罰則的標準。如果到了他國或到了現在的那一個國家，死罪的標準不同，甚至已廢除了死刑，佛陀制戒的罰則標準，豈非也會隨著變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