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只有帶著生命之流水，旁行歧出，成絕港枯潢。人在此時便又若從自然生命之大樹折斷的花果。他須另覓國土，自植靈根，否則便只有乾枯憔悴。我們不能說斷絕男女關係是不可能的，而且我認為這是人生最偉大莊嚴的事業之一……。人能自拔於無限的自然生命之流之外，而退居岸上，或使從自然生命之流之大樹折斷的花果，另覓國土，自植靈根，這不能不說是最偉大莊嚴的事業。……但是這事真要作到家，須把自然生命之流的狂瀾翻到底，直到伏羲畫卦前。」（見香港《人生》半月刊一二四期），我們知道唐君毅先生不是佛教徒，而是近代新儒學的學者，但他曾是晚近佛學家歐陽竟無居士的學生，且他自己也說，他的哲學趣味，最先實得力於《圓覺經》、《楞嚴經》諸經的引發。所以從他這段話裡看來，他不但不攻擊超塵脫俗的出家行為，並還讚美出家行為的莊嚴偉大，這比起中國近代另外的一位大思想家胡適先生之一味詆毀說︰「中國古人走錯了路，不思做人，而去做和尚、尼姑、羅漢。」（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八日胡氏在臺中農學院的講詞，載於十二月九日《新生報》）唐先生實在可佩，胡先生則幾乎武斷得令人難於想像。因為中國古人去做僧尼是走錯了路，西方宗教徒的離開塵世走進道院，是否也走錯了路？只因胡先生自己無法從自然生命之流之中抽身出來，竟全然否定了抽身上岸、另覓國土、自植靈根的莊嚴事業之可敬可貴與偉大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