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因為回教徒侵入印度以來，由於宗教信仰的不同，回教徒與印度教徒（即舊日的婆羅門教）之間，常常發生不愉快的流血事件，故有難能教主（Guru Nānak 西元一四六九──？年）出來融會回教與印度教的教義，創立了錫克教；到了近代，因為感於民族自主的需要，乃有聖雄甘地，負責印度國民大會黨的領導，趕走了統治印度達一百五十多年的英國人。再說我國呢？如果沒有周末的天下大亂，群雄割據，生靈塗炭，人命岌岌不可終日，絕不會有大思想家像孔子這樣的聖人出現，餘如老子主張無為，莊子歌頌逍遙，楊朱的為我（曾說︰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墨子的兼愛（曾說︰視人之父若己父），以及孟軻講性善，荀卿闡性惡等等。他們的思想雖然各有出入，彼此的宗旨，卻是並無差別，他們都能抱著「以天下為己任」的態度，貢獻出自己的思想，以期挽救時局於倒懸，使得人民得到長期的休養生息，永遠地和平互助。再往下推，到了魏晉南北朝的中間，又因為國內盜賊四起，政權你爭我奪，政治四分五裂，儒家的思想，對於社會人心失去了主宰或維繫的力量，於是佛教的大德高僧，相繼而出，如東晉釋道安，盧山釋慧遠，史家每稱釋道安是中國佛教開始成熟的代表，釋慧遠是中國佛教繼續發展的開始。所以當時的碩學大儒，很多是這兩位高僧的學生，或者是這兩位高僧的好友。到了近代，如果不是滿清政府的懦弱無能，引來東西列強的蠶食鯨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