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僧侶‧教授與研究所
我於一九七五年學成，即應政府之召，回國出席海外學人國家建設會議。會中唯我一人，是佛教的學者和出家人的身分，當時就受到今日文化大學的前身，中國文化學院創辦人張其昀先生的促勸，邀我到該校擔任教席。也由於這個因緣，至一九七七年，我就正式成了該校哲學研究所的教授，並受聘擔任該校附設中華學術院佛學研究所的所長之職。
因為我的願望和我出國留學的動機，不是為了求得一份謀取生活的教職，是為我中國維繫已經危若懸絲的佛教慧命，期竭盡棉力，從國外引進新的學術成果、研究風氣、教育制度，及其教學方法等，以資我國佛教，也能趕上國際佛教的時代潮流。因我本人從小失學，別說大學教育，甚至也從未受過完整的中、小學教育，更未在國內接觸到較高的佛教教育，尤其當我從文字中看到，或從耳邊聽到，有人批評佛教徒的無知、迷信，和僧侶的不學、無能，均有切膚之痛，和刺心之感。所以，雖然當時我已年近不惑，仍不甘心束手待斃地做個如來的末代子孫。於是，鼓足勇氣，出國留學，以期為中國佛教帶來新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