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它開花結實以後，本體主幹，又不得不歸於枯黃和消失，不過它的種子依然存在，而且正在發揚光大。這個比喻是說，希臘的文化，是由地中海的古文化，埃及與巴比侖的結集與會合。但當羅馬文化與基督教文化興起，希臘便成了歷史的陳蹟。可是到了中古世紀（大約在西元十二世紀以後），由於各地方言文學的茁長，希臘的偉大詩人荷馬（約生於西元前九世紀），竟又成了「一切典型的典型」，因為每一種方言便代表著現在的每一個民族國家，每一個民族國家的基礎，卻又奠定在他們各自的語言和文學之上，如義大利的但丁，便是這一傾向的代表。可見「一切民族的童年，都在歌唱中打發過去的」這句話，並非沒有道理。

其次說到印度，印度最早的典籍，乃是《吠陀》，最先出現的《梨俱吠陀》，大約早在西元前二、三千年的事了。那是一部收有一千零二十八首聖歌的詩集，在西元前兩千年前，竟又出現了兩部偉大的史詩：《羅摩所行傳》，共有七卷五百章，二萬四千頌，至於《大戰詩》，竟然長達十八卷的十萬頌。這兩部史詩的年代，固然比希臘的荷馬，早了一千多年，即使它的內容，比起荷馬所著的《伊利亞特》，僅有一萬五千五百行，《奧德賽》也只一萬二千行，可見印度民族的文學，遠在希臘之上了，尤其到了戒日王的（西元第七世紀）時代，因為戒日王自己就是一位詩人，也是一位劇作家（他的詩集有《迦丹波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