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中的堂屋裡便是由黑色大理石砌成的棺槨。我們列隊行禮後，逐一進入屋內，繞過靈柩時，見到蔣經國先生，佇立在一側，是以孝子的身分，向我們一一握手道謝，又以首長的身分，一一慰勞。因我當天穿的是一件深灰色的長衫，並且站在最最後面的行列中，到我走進靈堂時，才被新聞記者們發現，吸引了他們的注意力，把攝影機對準了我。當天回到臺北，在三軍軍官俱樂部舉行的歡迎茶會上，我竟成了記者群所包圍的主要對象之一，記者先生和記者小姐們都很年輕，對於宗教尤其是佛教的常識，知道得不多（當然是由於我們所做的宣傳工作太少），所問的均非中肯的問題，他們僅是由於在海外學人群中發現了一個和尚而感到新鮮和好奇，所以我也未能使他們每一位記者，都得到了滿意的答覆，頗感抱歉。不過在當晚的電視新聞上，有人看到了我的鏡頭，有兩家廣播電臺也為我做了錄音的訪問，第二天在松山機場前的民航局大樓的會議休息室，又接受了臺灣電視公司三分鐘的錄影訪問。有一位現住臺中市的往年在軍中的朋友薛君，從報紙和電視中見到了我的名字和錄影，特別由三軍軍官俱樂部轉來一封表示懷念和欣喜的信。許多學人見了面，都說在電視上或報紙上見到了我，我自己雖因太忙而僅看到由大會贈送的《中央日報》上對我的簡單介紹外，既未聽到廣播也未看到電視。但我覺得，不論佛教界的僧俗同道對此的觀感如何，至少在我個人，是為比丘這個身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