並且已由偏重於歷史事蹟的考察,進入了偏重教理思想的申論。然而,所謂時代的精神,縱然用之於佛教,也不能脫掉西洋哲學和宗教的臭味。所以,我雖喜歡見到日本學者整理出來的資料,卻又厭惡日本學者將佛教的義理用西洋哲學來對比,尤其不喜歡他們把佛教的信仰也和西洋的宗教來對論。這當然是我的一種民族自尊及信仰自尊的意識,未必是對的,但也未必不對。因此,東初老人的快函,在我的心緒上,雖然起了一波漣漪,很快就平靜下來。
次一原因,我也看不起日本的留學生,我不敢說日本的佛教大學,都是一些只收學費而無學問可授的野雞大學,但有一個事實,近五十年來,凡是留學日本回國的僧俗佛子,在佛教的弘化事業方面,能有正面建樹的人,又有幾人?甚至我曾說了這樣的話:「日本的佛教大學中,尚沒有製造出一種知識學術的濃縮丸藥,可供我們進去一吃,就成了大學問家。」
可是,當時正在日本留學的張曼濤先生,經常與我書信往返,他也勸我,不管日本的佛教大學如何,日本佛教界自明治三十年代以迄現在,培養了許多世界性的佛學人才,總是真的。至少,目前的中國佛教界,尚無一所屬於自己創辦的佛教大學,如想自家創辦,也該看看人家辦得如何。不論如何,觀摩的價值總是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