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並沒有說日本的佛教學者的信心不堅固，也沒有說他們的宗教情緒低落。相反地，我所見到的幾位名學者，例如東京大學印度哲學研究所的中村元博士，他也是淨土真宗的僧侶，當他引導我們參觀他們佛教青年會的禪堂之時，他首先坐下來端身靜觀，對於所奉的佛像也極恭敬。京都大學人文學科研究所的牧田諦亮博士，他是淨土宗的僧侶，到臺灣訪問時，每進寺院，均極虔敬地禮佛誦經。大致上，他們都嚮往能有一個環境，讓他們真正的修行。但在日本這個工商業化的社會中，加上了各自的教職和寺職的擔任，已不容他們離開研究室而走入專門於禪修的環境了。說句老實話，今日的中國佛教，在修持和研究這兩方面，究竟選擇了那一方面呢？修持的環境談不上，研究的風氣更談不上呀！甚至在宗教信念和宗教情緒方面，也有檢討的餘地。當然，在佛教生活的型態和實質上，我寧願喜歡中國的佛教，至少，我們的比丘尚未結婚、尚在茹素。

可是，我又發現了一個問題。如果中國佛教再不振作精神，迎頭趕上時代的環境，就有被環境所淘汰的危機，縱然沒有政治力的摧毀和外教徒的破壞，中國佛教如果就此下去，也有滅亡之憂。因為我們很少有人研究問題，更沒有集體研究問題的風氣，所以多半不知有問題，有了問題也無法解決，研究好了方案也無從實施。此在古代社會，不成憂痛，在今天的時代，則大不相同。這一癥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