並且與越南駐日本大使館之間，建立起相當靈活的從屬關係，因此，日本宗教界或佛教界凡有活動並且招待外國宗教人士的場合，使館必有通知給他們的留日學僧；凡有國際性的宗教活動，越南國內派出代表之外，也必帶同留日學僧的代表參加，甚至即以留日學僧為正式代表。越南留日比丘的國際語文，並不如何高明，但他們個個勇氣十足，用其並不高明的英語、法語、日語到處活動，身分雖然是留學僧，名片上卻印著越南佛教會任命他們的職稱，因此，越南比丘所認識和交接的日本佛教界的名人和名學者，要比我多得多了。憑事實而論，日本佛教的名人學者，並不如何地高興他們，但卻無不重視他們的力量，因為這些越南比丘，都是在越南國內的大學畢業後，由佛教會派遣出來，他們受到自己國內的重視，國際上也就重視他們。因為他們返國之後，便是第二代的越南佛教的領袖人物，國內國外的人士，以此重視他們，他們也以此而努力奮鬥。因此，如果擺開了越南佛教徒之是否過問政治問題的一點之外，我很感佩他們這種上下一體、一心一德的活力和朝氣。例如他們的明珠上座（萬行大學的校長），一心一意為越南比丘人才的國際交流而向各國政府要求獎學金，學僧出國之後，依舊給予各種方式的鼓勵和慰勉。因此，在日留學的越南比丘之中，雖也有一、兩位改了俗裝，但他們表示是由於接受俗家的經費而暫時改裝，一旦學成返國，依然再度出家、再度受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