較諸過去大陸時代的任何一個階段，都要興旺蓬勃，不論在期刊雜誌的印發或單行本佛書的出版上，無不令人感到興奮。但是佛教文化的最大貢獻，則莫過於這次《大藏經》的影印問世了。因為《大藏經》的卷冊浩繁，絕不是一般出版物所能項比，若非政府的協助，或大富長者的投資，根本難以做到，所以這次的印藏工作，實是我國藏經史上可貴的創舉，也是我國文化史上一頁輝煌的收穫。東公法師在敘說中說：「往昔帝王時代，藏經為政府專有，非奉旨不得頒行。其後民間雖得自行印造，而需費昂貴，財力不裕之寺廟及私人，無敢問津。」所以方倫居士要說：「從前大陸各大寺……凡供有《大藏經》者，其寺之身價必大增。」蔡念生居士也說：從前大陸的寺廟中如有那一位自己經手請得了一部藏經，在後人的心目中，要看同祖師了。以此可見，如要恭逢一次印藏的機會，那該多麼難得。在我中國的佛教史上，自北宋開寶開始以來，連這次在內，僅只四次，並且又以這次的內容最充實，價格也最低廉，即在影印的數量上說，也不算少，正如東公法師所說：「昔在大陸影印《磧砂藏》以全國為對象，僅出五百部。」這次則於「時局動盪經濟困難之時」總計影印八百部，而臺灣一地預約六百餘部，曠觀載籍，同地同時，未有庋藏大藏如此之多者」。同時這次「四週年以上之歲月，傳播一萬三千餘卷之靈文」。雖然這是影印，但在有限人力與財力之下，已屬難能可貴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