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能給予公平合理的評價和介紹，這不但表現了史家的基本風度，也顯出了佛家弟子應有的精神。同時著者更能夠根據史料，指出佛經中許多的誤傳。比如關於佛教偶像的問題，依照佛教記載，釋迦世尊，上升忉利天宮為佛母說法三個月，人間佛弟子中有因懷念佛陀，而為佛陀造像者，等到佛陀回來，也很贊許此說，因此，後世佛子，即皆誤以為那就是佛陀主張崇拜偶像的開始和證明。著者卻在本史中說：「崇拜偶像，原為小乘原始佛典所禁止者。」又說：「蓋阿育王時代，釋迦遺址地方，雖有寺廟或石柱之建立，然尚未塑有佛像，……於精舍及寺廟中，禁止描摹或雕刻釋迦牟尼之肖像。」（均見一〇一頁）後來為便於一般外族的信仰，才模仿希臘神像，塑造了佛像。其次關於阿育王殺其兄弟九十九人的傳說，中國亦頗盛行，但是著者卻說：「惟阿育王各地所建石柱石碑題銘，曾有若干地方述及其生前與各兄弟情形。」（見七四頁），史家的工作乃在編纂和訂正，著者對於這一點，可說沒有忽略過去。

第二，本史對於中國佛教的啟示：我國的史書中說：「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孔子的《春秋》之所以有這樣大的力量，就因其中的「微言大義」，糾正名實，辨別忠奸，給後人劃出了一個是非黑白的界限，使人看了，便可類推誰是聖賢的行為，誰是魔鬼的化身！本來，歷史的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