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歲，因為在建僧事業上屢受挫折，對於建僧的信心大減，故有「或轉身從事於十善菩薩行」的返俗意念。閩南佛學院由大師命大醒及芝峯去主持學務。大醒編行《現代僧伽》，多涉人之臧否，為老派所痛心。是年內政部長薛篤弼，提議改僧寺為學校，中央大學教授邰爽秋，擬有廟產興學的具體方案，大師因作「對於邰爽秋廟產興學運動的修正」，然當時佛教尚無政府認可的合法組織，交涉不易，因而提出佛教的革命方案，主張建設佛僧、佛化、佛國的三佛主義。並說：「中國的佛教革命，絕不能拋棄有二千年歷史為背景的僧寺」，而要「以人生佛教，建中國僧寺制」。故講「人生的佛學」：「佛法雖普為一切有情類，而以適應現代之文化故，當以『人類』為中心，而施設契時機之佛學。」是年六月應蔣司令邀，大師謁於司令部，告以放洋日期。並得蔣總司令的贊同而成立中國佛學會籌備處於南京萬壽寺，此為國民政府下，中國佛教始有正式組織的雛型，但因教內不合作，老上座、名居士別有用心而致失敗了。八月十一日，赴歐美遊化，自上海登船，經香港、西貢、星洲、錫蘭、埃及的開羅，船行凡月餘，始初抵法國的馬賽。發表「西來講佛學之意趣」，他說：「歐洲今富聖人之才而缺聖人之道，吾人今有聖人之道而乏聖人之才。有道乏才，則不足證其道；富才缺道，則不足以盡其才。得聖人之才以授聖人之道，是為吾至歐講佛學之總意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