則另行通知。於是我立即拍了一份英文電報給印老，報告他學位已正式通過，並向他道喜。

關口真大先生，是這項博士論文的主審者，印師的論文是出版於一九七一年六月的《中國禪宗史》，印師雖然幾次向我提起，禪宗的史事，不是他的專門或特長，並在該書的自序之末，也說：「我不是禪史，或佛教與中國文化關係的專究者，不想作充分具體的闡明。本書僅揭出其重要關鍵，奉獻於研究禪宗史的學者。」但卻由於這部書的出版，受到了日本佛教學界的重視，終究而獲取了學位，正如印公給我的信中自謂「無意插柳柳成蔭」了。近世研究中國禪宗史的日本學者之傑出者，當以宇井伯壽為始，柳田聖山及關口真大等人為主軸，以目前的成就而言，當推關口氏最為特出。而在《六祖壇經》作者的觀點方面，關口氏卻與我國的胡適同調，印師則別具看法，雖然看法不同，仍為關口氏所推崇，因此而成了此項學位的主審者。

我與印順長老之間，從來未發生過直接的師生關係，從系統上說，他與家師東初老人，同是太虛大師的門下，敘輩分，我只是印公的姪輩，沾不上門下的光榮。然在日本的佛教學界，因為知道印公盛名的不少，見到我時，總以為我是出於印公的門下，關口真大先生，便是其中之一，直到六月底的一次會晤之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