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願胡適先生因了這些佛書的研究，對其一貫的態度有所好轉。我們並不奢望胡適先生因此信佛，我們卻不能不希望他從事佛教史篇寫作的時候，能夠客觀一些，能夠體察一些高僧行持的宗教襟懷，能夠肯定一下宗教精神和宗教情緒對於人生社會的價值。否則如以吳稚暉先生的看法以為：「亞利伯民族」「印度」「簡直是半人半鬼的民族……其實他的聖賢，皆懶惰邋遢，……所以他的總和，道德最劣……。」那麼胡適先生的鉅著思想，究竟將會「不朽」到什麼程度？實在很難想像！因為筆者在前面說過：「時代思潮的養料一旦被傳統的真理全部吸吮過去之後，這一代的時代的思潮，便會接受自然的淘汰，因為它的優點，已經不屬它所獨佔，它所獨佔的，只是那不穩定的缺陷！」當年胡適先生的新思想，到今日為止，凡為合理之點，早已被知識界中接受，如果胡適先生再不放棄那些激進部分，我們真不知道對於胡適先生的「不朽」，有些什麼好處？

胡適先生在他《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冊再版的自序中曾說：「這部書的稿本是去年九月寄出付印的，到今年二月出版時，我自己的見解已有幾處和這書不同了。」可見一個人的思想和見地，每每都在變動。如今胡適先生已近古稀之年，思想當必已趨沈潛或爐火純青的階段，鉅著問世之後，似也少有修正補充的機會了。所以筆者希望胡適先生能夠慎重落筆，以免有所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