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是我們當晚的掛單駐腳處。社員們已準備好豐盛的晚餐，他們之中，多半已經茹素，人人燒得一手好素菜，一位即將去泰國寺院出家的美國人約翰什麼的，因十年前在大覺寺同住過幾天，這次也燒了一大盆中國素菜來為我接風。可惜，我由於飛機上的冷氣較強，受了點涼，頭痛、鼻塞、胃口不好。楊雲堂給我服了八卦丹，才支持著去演講。

這次普賢社的安排，原先只以該社社員為主的華人為對象，後來也在校園及圖書館門前，貼出了英文的小型海報，能吸引多少人來聽講，誰也無法預估。以我往日在美國其他各大學講出的經驗而言，多則五、六十人，少則十來人。這次由中國留學生主辦，而我的名字，對波士頓的華人，可說是未見經傳的人物。其實，凡是我答允的，從不在乎聽眾多寡，僅有一人，我也照講。結果還好，演講室內準備了的四、五十張椅子，幾乎也坐滿了，而且也有四位西方人士在座。

上臺之時，仍有輕微頭痛，也有點像在摩根灣講演時一樣，腦子非常遲鈍，幾乎是一片空白。雖然一九八四年我在臺北國父紀念館，曾經講過與這次相同的主題，由於時空的不同，當然不能用相同的內容了。我在登上波士頓的飛機之前，即問王明怡君，以他的瞭解，現代人的生活，有那些麻煩的問題？明怡說了四點：1.流動性太大，2.疏離感日重，3.無止境追求刺激，4.失落了人生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