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我得到很多的啟發，便提筆寫了一篇〈文學與佛教文學〉投刊於《佛教青年》，運用我當時所具備的一點關於中國文學與西洋文學的常識，調和著我對佛教的粗淺認識，主張佛教徒應該多尊重文學的作品，而且要寫文學性的作品；作者要講究技巧，透過文學的筆觸，能夠明白如畫地表現出佛經的理念，應該寫出悲心主義的文學作品，同時呼籲讀者們重視文學作品，而不要把它當成雕蟲小技來看。那時我主張：「站在中國人的立場，採納西洋人的特長，表達大悲佛陀的理想。」這也正是我當時讀書做學問的三個系統的匯合為一，那就是佛教的、中國的、西洋的。那篇文章發表之後，得到當時佛教界的兩位文藝作家，分別撰文向我提出不同的看法，我也接受了這一場挑戰，而連續又寫了兩篇的文章：〈再談文學與佛教文學〉、〈三談文學與佛教文學〉。真所謂好漢不打不相識，最後這兩位都成了知己的筆友，那就是張曼濤先生及無念居士程觀心。

不論這三篇文字，所代表的思想是不是已經成熟，我當時要提倡佛教文學，重視佛教文學的用心，直到現在我還沒有後悔。也可以說，因為我自修過文學的著作和摸索過文藝的寫作，所以我能夠體會到要寫一篇文章，必須先要考慮到讀者是誰？他們是不是需要？能不能夠看懂？願不願意看我的文章？至少，要讓讀者讀我的文章不覺得是一種負擔、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