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依中文本譯成了梵文。印老也以為：印度傳譯過來的，未必全是好的，中國人撰著的，未必就是錯的。所以主張，考證只是就事實，不能代表價值，不論如何，「在佛教史上，《起信論》有它自己的價值。這不能和鑑別古董一樣，不是某人的作品，就認為不值一錢。」（《講記》八頁）。同時以為站在唯識學的立場，評論《起信論》的教理是不對的；光以中國佛教的立場，來為唯識學與《起信論》作調和融通說，也未必恰當。故在他的《起信論講記》中，隨時指出思想史的源流，引用經論作證，並且經常指出大小乘各系學派之間先前關係，同異所在。於玄奘系的唯識學與《起信論》思想作對比時，往往直接了當地說明玄奘傳唯識學，是受西北印度小乘有部的影響，讚歎《起信論》的論點是有大乘經為依據的，非如王恩洋所見的那樣幼稚。但在遇到他自己與太虛大師的觀點不相同處，措詞比較含蓄，依舊可讓讀者明白，他的用意是什麼。

四、《大乘起信論講記》的特色

（一）不師古人亦不師於己心：古來諸家註疏，雖然也都會引經據典，提供許多資料，以證明他們所見的正確性及可信性，但皆不能脫離兩種架構的框框，那就是若非師古即落於師心。師古者是以某一宗一派一人的立場為背景、為標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