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建寺的風氣之後，又為僧團中帶來了一項糾紛：僧制是以戒臘的先後而序長幼的，一些戒長而又不願營建寺舍的比丘，便找機會，見到戒小的比丘建好寺舍，便去佔居，弄得一些下座比丘辛苦不堪，而竟無寺可住。於是佛陀制定，營事比丘有住寺的優先權。在《五分律》卷二六中有這樣的記載：「佛言：應量其工夫多少，極多聽至十二年住。應白二羯磨與之……若治房工夫，極少三分之一，聽從僧求隨意住。」也就是說：對於營建寺舍的負責比丘，寺院建成後，仍不屬己，仍須向僧團中求索，大眾通過後，最多不得優先住過十二年。

這與中國比丘負責建寺之後，即以開山祖師自居，且有權終身支配乃至左右以至後代者，便不能同日而語了。佛制僧產公有，中國卻多變質了。至於一般俗人建寺而後成為董事長或管理人者，更是佛法之所不容的事。建寺的目的，不外兩種：第一，是安眾修持，第二，是為弘法度眾。

所以，寺院的是否壯麗雄偉，可以說明此一地區精神生活的高下。大家重視宗教精神的道德生活，宗教的寺院必定建築得富麗堂皇，否則便可說明那是一個道德墮落的社會。所以有一位西洋的旅行家曾說：「看一個國家是否有前途，但看其兩項建築物即可，一是教堂或寺院，一是議會。由教堂與寺院的建築物，看其精神生活，由議會的建築物，看其民主政治。」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