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我的看法，從關係及情感上說，應該去請南老人成就；從恩義的觀點上來說，應該是請東老人成就。雖然這兩位大德法師，於德於學，各有所長，都是當今教界不易多得的大善知識。

也有人說：「你曾出過家的，你本來就有師父，何必再找一個師父的帽子戴在頭上？」我卻希望一切從頭做起，一切如法而行。童年出家時，幼而無知，馬馬虎虎還不要緊，現在中年再度出家，絕不可以再事糊塗了。當然，我也明白，既然重拜師父，重行披剃，師徒之間，有互相的權利，也有互相的義務，一個做徒弟的人，權利可以不要，義務卻不能不盡。所謂「師父的帽子」，當係指的是「義務」而言。

我不是忘恩負義的人，也不是輕易能被任何方式束縛得住的人，所以，我還是決定拜一位剃度師；並在恩義的原則下，我便請求東老人成就出家了。

本來，我的退役令是從民國四十九年（西元一九六〇年）元月一日生效，我也準備於退役生效之後，慎重出家；但在東老人的勸說之下，在民國四十八年（西元一九五九年）的農曆十二月初一日，我就改了裝，那有兩個原因：第一是性如法師已向東老人辭去了《人生》月刊的編務，東老人命我接替，並且為我取了一個法名叫作「聖嚴」，要在版權位置的「主編」項下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