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是我立即聲明：「我與班禪活佛無關，他是現任人民代表大會的副主席之一，我僅一介比丘，只為探親回到大陸，所以也無理由接受佛協的公宴。」

他們立即答應了我的要求。但又告訴我說：「國內對法師已很熟悉，至少已有三、四種法師的著作，被各家佛學院用作教科書。」

今日大陸佛教界的出版物奇缺，寫書的人更少，若干有心人士，近幾年來便將臺灣出版的佛書，略予刪削，改由簡體字刊行，我的《正信的佛教》，便是其中之一。另外如《戒律學綱要》、《印度佛教史》、《西藏佛教史》、《日韓佛教史略》、《禪門修證指要》、《禪門驪珠集》，皆已被採作各級佛學院的課本。

但是大陸的社會，一切皆以政治為主，當時的北京正在召開五年一次的「第七屆人大一次」及「第七屆政協一次」的會議，政治氣氛顯得特別強烈。我們被送到北京巿的東方飯店之後，我便作了暫時關閉視聽的決定：在這十九天中，不看報紙、不看電視、不聽收音機；聽到政治宣傳，我裝聾；問起政治意見，我作啞。一定要我說，便說「我是來探親」，也只知道說戒定慧三無漏學，以及我在山中苦修、曾在日本苦學等的生活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