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場盛會籌備了一年多，去年夏天，美國的新聞媒體就有了相關的報導，說這是空前的高峯大會。我雖然是在台灣接到邀請函，主辦單位則希望我以美國的身分出席。

我之所以受到大會的重視，除了演講內容有新意，也因為我既有文學博士學位又是國際知名的禪師；我有十來種英文著作，並被譯成十多種語文，在歐美各國出版；我曾參與幾種英文禪學及佛學論集的寫作，例如一九八八年Grove PressPublication出版的Zen Tradition and Transition，特別是一九九九年WisdomPublication出版的Peacework中就有我的文章，目的就是寫給聯合國參考的；我在美國有兩個道場及兩份英文刊物，讀者遍布全球，還有一個近百萬人的法鼓山團體作為背景。也許還有一個條件，一九九八年，我在紐約和達賴喇嘛舉行過一場世紀性的漢藏佛教公開對談，於當今世界佛教領袖之中，有這項記錄的不多。不過我並不具有代表的身分，也不是任何國家地區選派的。會場中有一位記者問我，是代表台灣還是代表中國？是代表漢傳佛教還是代表整個佛教？我說：「主辦單位邀請的是我個人，所以也只能代表我個人，我沒有經過那個國家或教團的選拔，當然不能代表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