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員們的宗教信仰可能會招致不必要的困擾。參與這場座談會的人士是從學術、社會、文化的層面切入，聽聽我是如何建議大眾用智慧和慈悲來處理問題的看法，所以是座談會，不是弘法會。

至於兩場對大眾的弘法活動，就是借我所落腳的旅館四樓萊佛士大廳。它的容納量是三千個座位，平常是用隔間隔開，成為分區使用的大餐廳，遇到大集會，便將所有的隔間打通，看起來非常寬大，高度也相當於兩層樓，故也感覺不出是位在第四樓；此飯店一共有七十三層樓，我住的房間是第五十三層，是一個五星級的旅館。由於這個會場是多功能用途的，聽眾席的椅子是臨時擺設的，講壇是臨時搭建的，有點像去（一九九八）年五月我跟達賴喇嘛在紐約對談的玫瑰廣場，聽眾區沒有坡度，以講壇為中心，圍成一個菱狀的弧形。

圖書館的諸位義工菩薩對這場大型的弘法活動沒有經驗，他們根據台灣法鼓山辦演講會的經驗考量：以派票的方式發出入場券，出席率大概只有百分之六十左右，因為是免費送票，拿到票也不會珍惜。如果預估到場的聽眾太少，席位坐不滿，空蕩蕩的很可惜；而加倍發出入場券，有時又會造成場內場外人山人海而座位不足，對於聽眾的抱怨很難處理。新加坡的菩薩們也有這樣的顧慮：旅館的經理告訴他們，基於安全的考量，超過人數是危險的，也是違法的。結果他們每場發出了三千六百張入場券，預計有六百人不會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