見了面以後，又親自約我到他所住的「中華佛教文化館」看看，於是我真的去拜訪他，日後便在文化館出家了。談起自己在東初老人座下出家的因緣，真可說是全因《人生》的關係。

我曾在自傳中提過，《人生》的停刊，除了是因為我去閉關外，主要也是因為自己感覺不勝負荷。因為《人生》雜誌每次募到的錢只有兩百塊，僅夠支付寄發的郵資、出版的紙張和印刷費用。錢少是小事，但是我一個人身兼作者、編輯、校對，還要負責發行。而所謂的發行，即是自己從印刷廠把雜誌運回來，然後一份一份裝進袋子裡、貼上名條，最後再送到郵局寄發，工作才算告一段落。但是，休息不到兩個星期，又要開始下一期的作業了。

想想當時自己一個人要邀稿、寫稿，然後要編輯；而在編輯時，更不懂美術。那時還沒有智慧財產權的觀念，於是到處剪報頭、刊頭和插畫拼貼起來，就這樣編了寄出去。現在我看到當時自己編的《人生》，實在覺得很簡陋，版面編排真是談不上美學的概念。

這份雜誌以現在的眼光來看，或許會讓人感覺水準不高、格局不大、思想偏於保守。雖然我的師父東初老人是個具有新思想的人，卻無法落實在《人生》雜誌上，讀者看不到特別、具有啟發性的新思惟。但是能夠將雜誌命名為《人生》，內容聚焦在人生的問題上，也可說是佛教新思潮的啟蒙了，在當時仍然是非常稀有珍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