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所傳，東晉以降，江南的寺數及僧尼數如下：

東晉　　寺一七六八座　　僧尼二四〇〇〇人

宋　　　寺一九一三座　　僧尼三六〇〇〇人

齊　　　寺二〇一五座　　僧尼三二五〇〇人

梁　　　寺二八四六座　　僧尼八二七〇〇人

陳　　　寺一二三二座　　僧尼三二〇〇〇人

又據《魏書．釋老志》及《洛陽伽藍記》所載如下：

北魏孝文帝太和元年（西元四七七年）北魏國都平城的寺數約一百座，僧尼約二千人；江北寺數六千四百七十八座，僧尼七萬七千二百五十八人。

魏末國都洛陽，寺數一千三百六十七座，江北全域的寺數增至三萬餘座，僧尼竟達二百萬人。

佛教教團如此發展之後，就不得不設立僧官制度以作為統制的機構。因為僧尼人數激增，招致素質的低落，釀成僧尼生活的混亂及犯罪，所以產生僧尼的淘汰問題，這是維持正確的教團制度必須要走的路向，僧官制度，遂應時而出。

在北方，由羅什的門人僧䂮任僧正，僧遷為悅眾，法欽及慧斌任僧錄，此為有僧官之始。時在弘始七年（西元四〇五年），更可向前推至北魏太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