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參曹洞宗的諸老,再參湛堂文準,準師見其風神爽邁,特加器重,指示入道捷徑。宋徽宗宣和七年(西元一一二五年)至汴京天寧寺,參圜悟克勤(西元一〇六三-一一三五年),遂受印可。克勤著《臨濟正宗記》,付宗杲,未幾即分座請宗杲說法。此時正值北方的女真之亂,即入住雲居山。再到福建省,結茅於福州的長樂嶼。宋高宗紹興七年(西元一一三七年),住持徑山能仁寺,諸方雲衲靡然來集者一千七百餘人,禪風大興。紹興十一年因侍郎張公九成來見師而議及朝政,即於五月褫奪僧衣及度牒而被竄於衡州。二十年十月,又更改貶遣至梅州。該地多瘴癘而乏飲食,師徒百餘人,斃者過半,師則處之於常道,怡然而化當地居民。二十五年十二月獲得赦免,二十六年三月,始再服僧衣。奉敕住持明州阿育山的廣利寺,二十八年再返徑山,道俗歸慕如舊。三十二年,也就是在他示寂前的一年,為孝宗皇帝說法而受「大慧禪師」的賜號,第二年八月大慧禪師示寂,皇帝贈他一偈:「生滅不滅,常住不住,圓覺空明,隨物現處。」又謚「普覺禪師」號。因其鍛鍊禪眾得法,傳其法而世譜所列者九十餘人,受其印可者則不知其數。由宗杲所提倡的趙州狗子無佛性的「無」字話頭,迄今仍為日本的禪門所依用。照我個人的經驗,「無」字話頭,確是一個百應百驗的好方法。因此,有一次在禪七的檢討會中,有一位臺大哲學研究所的同學,發表他的感想時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