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容易由於空談本源清淨的佛性，或者僅知道一些如訶佛罵祖的公案而不實際修行，結果便形成了否定因果的外道邪見。袁氏因李氏而信佛，後來袁氏則極力提倡淨土的念佛法門(註一一)。有宗的思想，在明末時代，也很晦暗(註一二)。說得更明顯一點，明末的佛教界，不論僧俗，是以念佛法門為修行的主流，禪的修行乃居於次要的位置，禪的精神卻是明末佛教支柱。不論淨土與禪，均屬於「真常」的系統。

明末的居士之中，也有富於道教色彩的人物，例如袁了凡其人，是由於雲谷法會禪師（西元一五〇〇～一五七九年）的接引而入佛教，他的「功過格」思想也與佛教因果報應的觀點一致，但他積十年的歲月，行三千善功，目的在修成道教的仙人，也在佛前發願，求諸佛及聖賢們賜給他神丹或仙草，使他在此世間活得更長一點，以便救度眾生(註一三)。類似這種思想，分明是以道教的神仙信仰為基礎而來修學佛法的。

明末的居士們，並沒有他們的獨立組織，來作為他們的宗教活動的機構。結社修行(註一四)，也不過是約集了數位同道，在一處定期修行，並不對外活動。所謂放生會(註一五)，也不是組織，僅是將這個名目來向人籌款，購買生物釋放，或鑿一口池塘來給人家買了水族類生物來放養而已。居士們除了通常的修行之外，對於貧苦者的救濟、獄中囚犯的教化(註一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