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在另外，尚有他個人的思想背景。我們知道，在慧思的生涯中，所受的苦難與迫害之多，超出任何一位與他成就相當的高僧（註二一）。因而使他一方面自覺地宣揚末法年時的來臨（註二二），另一方面對於迫害他的許多惡人，依舊懷著慈悲之心，不但不恨不仇，反而更進一步地希望用何善巧方便來濟渡他們；由於《涅槃經》，有闡提成佛之說（註二三），《法華經》也有極惡之人提婆達多授記成佛的記載（註二四），所以獨創性染之說，以表對於末法時代的惡人，也抱有極高的願望。這也正菩薩精神的流露了。

有人以為，慧思在修學時代，讀誦《法華經》及於千遍（註二五），所以應以《法華經》為其教說的基準，來考察他的著述的真偽。恰巧本書中的《法華經》氣氛不夠濃厚，所以懷疑並非出於慧思的著述。可是，我們若作深一層的推究，本書之性染之說為中心，性染之說的基本精神，正是本於《法華經》的〈普門品〉所說，觀音菩薩為了救度眾生而作普門示現，上自佛身，下迄人非人等，顯現三十三種不同的身分。這個豈不就是本書所謂的「現同六道，示有三毒，權受苦報」的藍本嗎？因此，本書在理論的構架上，與天臺的實相論不同，它的出發點，仍可說是以法華信仰的實踐為準的；這一〈普門品〉的理想依據，到了天臺智顗，便將之作了具體而明朗化的讚揚與弘通，其間可謂是一脈相承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