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條制的是殺戒：世尊於毘舍離城，成佛六年，冬分第三半月，九日，食前，北向坐一人半影，為眾多看病比丘，因鹿杖外道制。

第四條制的是大妄語：世尊於舍衛城，成佛六年，冬分第四半月，十三日，食後，東向坐三人半影，為聚落眾多（相互妄稱是羅漢而大得信施供養）比丘及增上慢比丘制。（《大正藏》二二．五四九頁下）

在各部律中，僅《僧祇律》載明制戒的年月日時，《僧祇律》中，也僅此四條波羅夷戒，載明制戒的年月日時。但是據說，初十二年，只有犯一戒制一戒，並無再犯的人。

即使如此，我們已可明白，佛陀為比丘制戒，已是成佛之後的第五年冬季了。這也說明了佛教的僧團中，到五年以後，分子漸漸複雜了，有許多根機稍淺的人進入了比丘僧團，發生了問題，所以必須制戒防腐，到了第六年以後，問題更多了，所以在一個冬季尚不足五十天的短時間內，竟然一連制了三條重戒。於是，比丘戒的創制，可能斷斷續續地，一直到了佛陀入滅之前，才告停止。像這樣完全本著當時當地的實際情況的需要而制成的戒律，自然不能與諸佛所制的戒律完全一樣，自然也不能將此戒律條文，完全適應於各個不同時代及不同地域中的比丘生活了。所以佛在《五分律》卷二二中要說：「雖是我所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