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之研究 206

第五章 基督教與佛教的影響及價值

第一節 基督教與印度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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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度聖典與《舊約》的內容
  
  我們先把眼光投向印度，印度這支民族──雅利安人，原是由中央亞細亞族遷移而去，據印度近代學人子羅克（B. G. Tilak）的判斷，當在西元前四千年左右，中央亞細亞的這個民族，不知為了什麼，向東南遷徙，越過印度庫斯山脈，便分為兩部，一部繼續向東南而到達伽布爾及印度河上游，後來就成為印度的主人，另一部則轉往西南而進入波斯。這是一個線索。
  
  我們再往後看，釋迦世尊在印度建立了佛教，佛教之前的印度雅利安民族，早已有了婆羅門教，所謂婆羅門教，實則就是雅利安的民族宗教，所以他們的宗教，也不許異民族信仰，異民族──比如印度的土著，在婆羅門教看來是不能得救的，也是無權信仰宗教的，這個觀念與猶太教的信仰，非常的相近。所以，考察印度早期的聖典，如《梨俱吠陀》的風俗，粗獷而有原始美的情調，跟《舊約》的性質，也有相似之點。這是第二個線索。
  
  我們再看，救世主的降臨問題。在希伯來民族，他們受著異民族的壓迫侵擾之時，常常渴望有一位屬於他們自己的王，來拯救他們與保護他們，那個王，最好不過的，當然是他們所信仰的神的降生人間，這是一種精神的寄託。
  
  這一民族，既可敬尤可憐，他們一開始就很有自信，但也一開始就受到強國的壓抑。他們有史蹟可考的，初期的屬於塞米族，他們居於由許多低山及巖谷形成的地帶，那裡的樹木很少，泥土是給太陽烤乾了，他們則選擇一些小湖與溪澗附近落腳，靠游牧而生活，常常也做一些綠林好漢所做的把戲，互相攻打，彼此劫掠。那個地方，古代有過許多的名字，現在，大家管它叫作敍利亞。
  
  但是，那個叫作塞米族的游牧部落，在地理上恰巧被夾在埃及與巴比侖、亞述利亞之間，當時的埃及、巴比侖、亞述利亞，均已有了商品的出產與溝通，塞米族的安居地帶，便成了他們通商往返的走廊，因在文化、政治及武力方面，塞米族人是比不上他們的，所以也就含含糊糊地承認了埃及、巴比侖，或亞述利亞的各個帝王，並且在表面上非常謙卑地承認自己是那些外國帝王的順民。他們後來不知在那個世紀，便從這阿拉伯沙漠遷出，曾住埃及，又走入了亞洲西部的肥沃平原。但是，自卑感和自尊心，始終熾燃著他們那仇恨報復的情緒，這在《舊約》之中可看得出來，因此而相信他們的神，一定會來拯救他們。摩西把他們從埃及的寄居生活下帶了出來，但總還沒有使他們也有一日作為世界的領導民族，他們卻自信是最優秀的民族，因為耶和華跟他們同在。所以，渴望有個屬於他們自己的萬王之王。
  
  於是在《舊約．以賽亞書》第四十章中就出現了他們所希望的「安慰的話」說：「有人聲喊著說：在曠野預備耶和華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們上帝的道，一切山窪都要填滿，大小山崗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要改為平坦，崎崎嶇嶇的必成為平原。耶和華的榮耀必然顯現，凡有血氣的，必一同看見，因為這是耶和華親口說的。」（〈以賽亞書〉第四十章第三、五節）這也說明了他們的上帝會來改造這個世界，到了〈彌迦書〉第五章第二節，就更明顯了：「伯利恆以法他啊！你在猶大諸城中為小，將來必有一位從你那裡出來，在以色列中為我做掌權的。」於是，耶穌的出現，便被認為就是他們的「王」了。只是耶穌的出生，並沒有見到耶和華的榮耀顯現，山窪沒有因此填滿，山崗沒有因此削平，高低未曾變成平坦，崎嶇也沒有成為平原，我們的世界，仍和耶穌未生之前差不多，所不同的是因為耶穌的宗教而為人類增加了恩恩怨怨。
  
  我們看了〈以賽亞書〉第四十章第三及四節的記載，很容易想到印度民族，也有類似的傳說，那就是轉輪聖王的應現，雖然轉輪聖王的出世，並不限於一個時代的某一個，但是輪王治世的時候，也是：「諸山河石壁皆自消滅，四大海水各據一方，時閻浮地極為平整，如鏡清明；……人心平均皆同一意，相見歡悅善言相向，言辭一類無有差別……人民大小皆同一類……彼時男女之類，意欲大小便，地自然開，事訖之後，地復還合。爾時閻浮地內，自然生粳米，亦無皮裹，極為香美，食無患苦。所謂金、銀、珍寶、車磲、瑪瑙、真珠、琥珀，各散在地無人省錄……。」（《增一阿含經》卷四四〈十不善品〉第四八第三經）這是將來彌勒佛出世時的輪王建設，比起〈以賽亞書〉的理想，有過之而無不及。這是第三個線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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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翰及耶穌的印度氣質
  
  我們再看《新約》記載的施洗約翰：「約翰穿駱駝毛的衣服，腰束皮帶，吃的是蝗蟲野蜜。」（〈馬可福音〉第一章第六節）「約翰來了，在曠野施洗，傳悔改的洗禮，使罪得赦。」（〈馬可福音〉第一章第四節）
  
  我們知道，猶太教的大禮是割禮（割包皮），洗禮不是古禮，洗禮的根源，倒可以在印度找到，在佛的時代，就有人勸佛受洗。說是經過「聖水」一洗，罪業就完全洗脫而可生天了（如《增一阿含經．利養品》），這跟約翰的施洗而「使罪得赦」，幾乎一樣；但是，罪業在於心造，洗澡不過能使身淨，兩者不相應，所以是無謂的迷信，佛陀把那外道說服了。至於約翰的那種生活，也頗類似印度的苦行外道。約翰竟又是耶穌的施洗者，耶穌得自約翰的影響很深。
  
  我們再看耶穌出生之後，為免被希律王殺死，所以他的父母把他帶到埃及去避難。（〈馬太福音〉第二章第十三、十四節），等希律王死了，才又到加利利去住（〈馬太福音〉第二章第十九至二十二節）。此後，耶穌在十二歲時露了一次面，直到約三十歲時才出來傳道，其餘的時間就不知他到那兒去了，〈路加福音〉第一章第八十節，僅做了如此的交代：「那孩子漸漸長大，心靈強健，住在曠野，直到他顯明在以色列人面前的日子。」至於這個「曠野」在何處呢？是阿拉伯沙漠還是別處！在佛經中，「曠野」是一個城的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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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阿育王到基督教
  
  我們又知道，印度的佛教，當在孔雀王朝阿育王的時代（接位於西元前二七二年），近代發現他的勒令的刻文中，知道他曾經派遣「正法大官」至敍利亞、埃及、馬其頓、克萊奈、愛毘勞斯（這是希臘五王國），以政治力量推行佛化的國際和平運動。從晚近的考古發掘之中，證明在佛元千年（西元七世紀）頃，波斯猶有佛教的僧侶。而耶穌的環境，就在這希臘五王國的範圍之內，在耶穌的時代，那兒早已有了佛教的流傳，並且也該有了印度其他教派如苦行道的踪跡。正如印順法師所說：「希臘五國，乃耶、回發祥之地；彼二之自猶太教而演化為世界宗教，不應忽略佛教深大之影響，尤以基督教為甚，不特博愛、和平，即耶穌及彼得等之獨身，亦染有濃厚之佛教色彩也。」（《印度之佛教》第五章第三節九三～九四頁）這是耶穌交涉的重要線索。
  
  以上所舉各點，是從歷史上大略地考察出來，我們不必確認施洗約翰及耶穌基督，完全接受了佛教及印度其他教派的思想，至少，他們也不能否認曾經受了印度宗教思想的鼓勵。縱然這種鼓勵是間接的，乃至他們自己也沒有覺察到的。因為耶穌本人既未受到像樣的教育，也不可能成為明顯的「印度文化之友」。
  
  雅利安族既能移民到波斯（今之伊朗），當然也有可能繼續向西而到敍利亞，接觸到了塞米族。對於游牧民族而言，這不是稀奇的事。
  
  印度《梨俱吠陀》的成立，約在西元前三千年左右，比摩西早了一千五百年，根據《舊約》的推算，上帝創世到現在，尚不過六千多年，比《梨俱吠陀》的時代只早了一千年左右，除了內容的比較，在年代的比較上也頗有趣味。
  
  阿育王既曾派遣佛教的僧人到埃及、敍利亞、馬其頓等地去傳佈佛教，印度跟希臘地區的交通往返，文化交流，卻不是以此為始，早在西元前三二六年，亞歷山大攻取印度西北部的時候，就已開始。尤其在佛滅七十一年時，敍利亞王塞留克斯，在印度為阿育王的祖父旃陀羅掘多王擊敗而媾和，而派其部將馬伽斯登尼斯（Megasthenes）出使印度，駐節首都華氏城（Pāṭạliputra 波吒釐子），自西元前三〇二至二九八年，住了五年，返國後寫了一部《使印筆記》，記錄其在印度的見聞，這是外國人知道印度文明的最古記載。此後，印度接受了外來的希臘文化，及至後來也接觸到了猶太教、基督教文化，最後還接受了回教的信仰；至於埃及、敍利亞、馬其頓等地，也吸收了印度的文化。這在雙方的古籍之中，均可找到彼此影響的蛛絲馬跡了。
  
  因此，到了耶穌的時候，既傳說在襁褓中即曾到過埃及，埃及在以色列的西南鄰，敍利亞在以色列的東北鄰，佛教早已傳至這兩區域。那麼，耶穌有沒有接受真正的佛教教義，是一個問題，耶穌是不是間接地聽到過有關佛教的教義，則又是一個問題。然而，在耶穌出世以前的二、三百年時，敍利亞人，已經有了在印度見聞的著作，乃是事實，同時，佛陀把解脫之門，早已向全人類大開，早已使宗教的觀念衝破了民族優越感的藩籬，到了耶穌的時候，也將猶太教的民族神耶和華，向「世人」公開了。在這之間，究竟是誰學了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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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斯王與猶太人
  
  其實，基督教在西元前五百多年，就已接觸到並也接收了東方的祆教，那是在西元前五三八年，由於雅利安種族的波斯王居魯士，攻陷了巴比侖城，讓猶太人有了向東看文明的機會，這在本書第三章第二節中已經講到一些。至於《舊約》聖經的絕大部分，便是在那以後才記錄成文。比如但以理是西元前六世紀的人，《舊約》第二十七篇（共三十九篇），雖然託名為〈但以理書〉，它的被人寫成現在這樣神話多於事實的記載，卻是晚在西元前一六七年至一六五年之間了，一個故事在迷信誇大的猶太人之間傳流講述了四百年來，尚存有多少真實性？已可想見了。
  
  當然，我無意要說基督是脫胎於佛教，因它並不像佛教，佛教也不會因此而感到榮耀，我只是從歷史文化的線索上，找出一些比較推近的根據，以資說明佛教與基督教的交涉關係。只是彼此的發展，由於社會背景的互異而有所不同，佛教是超越了印度古宗教，同時也否定了神教的基本信念──神造萬物。耶穌是脫胎於猶太教，膨脹了耶和華，但卻沒有超越出神教的基本信念，乃至把他自己也變成了神格的人。但這神格人的問題，也給近二千年來的基督徒們傷透了腦筋，耶穌是神還是人？始終是神學上的一個難解的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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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是外邦人
  
  至於到了耶穌死了以後的基督教，跟印度宗教色彩相似的，也有很多。比如第五世紀的隱士皮拉古（Pelagius），以為人類犯罪應由各自承當，不會因了始祖亞當的犯罪而有原罪，耶穌也不能代人贖罪，耶穌只是作為救人的榜樣。這個思想在基督教的發展史上非常地特別，可惜被主教會議斥為異端邪說。
  
  又有基督教的修道主義的形成，及禁欲思想的成長，均跟「外邦人」的批評及加入教會有關，雖然耶穌曾主張：「有為天國的緣故自閹的」；「當復活的時候，人也不娶，也不嫁，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樣。」（〈馬太福音〉第十九章第十二節，第二十二章第三十節）保羅也說：「我對著沒有嫁娶的和寡婦說，若他們常像我就好。」（〈哥林多前書〉第七章第八節）但是教士不許結婚，是受外邦人的影響，到了西元第三世紀之初才規定的。那麼，「外邦人」又是誰呢？
  
  至於基督教的修道主義，是始於西元二七〇年，有位叫作安多紐的隱士，捨棄了一切而獨自隱居，他以為邪魔常用各種方法來苦害他，他總是禁食，祈禱不止，用克制肉體的方法與上帝親近。後來效仿他的人多了，漸漸也有了修道的集團。但這種方法，也是學自「異教」的，比如改善修道主義的帕科繆，他在西元三一五至三二〇年間，在埃及南部創立了第一所基督教修道院，然而他本來是一個異教徒。
  
  所以，基督教的本質不變，但它能夠接受並利用外邦人的長處，正像《舊約》時代利用搶劫自外邦人的布，搭起他們奉神的幕。至於那些長處之中，有多少是來自外邦人的？冷眼旁觀，也許在外邦人看來，比他們自己更加明白。修道及禁欲，不過是一例。
  
  本來，一種文化吸收另一種文化，乃是不足為奇的事，比如我們的佛教，在龍樹時代的大轉變，佛教的思想發展，也以印度的西北方更為顯著，這都說明了佛教已經受到了外來文化的刺激，最著名的犍陀羅佛教美術，那就是外來文化的影響所形成，我們佛教徒也不隱諱這種歷史的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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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他們的策略
  
  基督教呢？他們是接受你、征服你、再消滅你。這在天主教表現得最徹底，他們慣用政治及武力；近代，他們加用策略與技術，比如他們對待中國的民間，准許供奉祖宗牌位，對佛教徒也用代亡魂祈禱超度的方法，對於中國的學者，承認儒家的上帝。然而，正像他們接受各式各樣的哲學及宗教一樣，是以「奴婢」的眼光來看待的。他們的警覺心很高，羅馬教廷，設有「非宗教問題秘書處」等的專門機構，凡有一種非天主或反天主的思想出現，他們就會立刻指定專人從事研究，以期達到轉變之而克服之的目的，他來接近你，乃至幫助你，而批判你。他們尚未瞭解你之前，即已有了現成的結論，所謂「研究」，僅是手段而已。所以，當你真的成了天主教的信徒之時，什麼祖宗牌位、儒家的上帝、哲學的觀念等等，便都是不合要求的「魔鬼」了。他們用懷柔的爭取、軟化的進攻、迂迴的否定。因此，在傳教的策略運用上，天主教比新教更具有壓倒性的威脅，天主教對「外邦人」的「異教」，固然如此，對於新教，也採同樣的方法，比如一九六六年春季，臺北出現了天主教與各新教教派共同禮拜祈禱的運動，便是由於羅馬教廷的號召，可是，有許多教派的新教教士卻聯合起來，反對新舊聯合祈禱的運動，這是為了什麼？請聰明的讀者，參罷！因為，天主教的態度有了改變，從前是用的十字軍，現代是派遣的「聖誕老人」，你能說對聖誕老人也不歡迎嗎？
  
  不過，請不要誤會，以為基督教的新教各派是弱者，他們新也好，舊也好，本質卻是一樣的，都在積極地為了「神愛世人」而工作，新教與舊教鬥爭，新教各派間鬥爭（如果留心報紙，資料很多），更向佛教鬥爭，所以，香港有「道風山」，臺灣有龔天民，他們僅屬於信義會的一派，其工作的熱烈，已經可觀，以「研究」佛教，弱化佛教，而期消滅佛教。在一九六五年冬季，曾有一個外國教會，給臺灣分會的電報中，責斥臺灣的教士們，未能在其限期以內，把臺灣人口的百分之五十變為基督徒而埋怨呢！因為該一外國教會花了大量的資金，到目前為止的臺灣，竟然尚有佛教等的其他宗教在大肆活動──這一資料，係由政府的有關部門所透露，相信它是可靠的。
  

第二節 基督教與中國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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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朝的景教
  
  我們知道，中國之有基督教，僅比佛教的輸入晚了六百年，那就是唐太宗貞觀九年（西元六三五年），大秦（波斯）景教的傳入。為何稱基督教為「景教」？據〈景教碑〉說：「功用昭彰，強稱景教。」（《大正藏》五四．一二八九頁中）乃是照明黑暗之功用，所以稱為景教。
  
  說起景教的歷史，應該上溯二百年，在西元四三一年的以弗所主教會議中，曾對一位教士納斯透留（Nestorius）的主張予以譴責，並公決以為異端，而把他逮捕了流放到阿兒美尼亞去，他的書也全被焚棄，他相信耶穌本身兼具有神性及人性的兩種位格，這種「二性分離」的說法，無異是否定了耶穌是神之子的觀念，所以不合教會傳統的真解。然而，這一主張，竟能盛行於敍利亞及波斯等地。不論怎麼說，景教確是基督教的一支。那麼，景教與佛教之間又有什麼交涉呢？
  
  從景教對待佛教的態度上說，可以稱得上是溫和而虛心的一派。
  
  因為唐代是佛教鼎盛的時代，景教初來中國，它的用語及標誌，也盡量模仿佛教，從其〈景教碑〉及〈三威蒙度讚〉（《大正藏》五四．一二八八～一二九〇頁）中的文字，可以見到許多的佛教名詞，如「慈航」、「真寂」、「僧」、「大師」、「大聖」、「慈父」、「妙身」、「應身」、「法王」、「寺」、「功德」、「大施主」、「普度」、「阿羅訶」、「大德」等類；〈景教碑〉上也刻有蓮花。故也可說：景教乃是佛化的基督教。
  
  最有趣的，那位〈景教碑〉的作者名字，固然佛化了，他叫作「景淨」而不叫什麼保羅、彼得、約翰。尤其有趣的，這位「大秦寺僧」的教士，竟然還大膽地翻譯佛經，不過譯得很不像話。《貞元釋教錄》中有這樣的記載：「大秦寺波斯僧景淨，依胡本《六波羅蜜經》，譯成七卷。……景淨不識梵文，復未明釋教，……察其所譯，理昧詞疏。且夫釋氏伽藍，大秦僧寺，居止既別，行法全乖，景淨應傳彌尸訶教
  （案：彌尸訶的原文是Messiah──現代譯為彌賽亞，即是救世主基督的意思）
  ，沙門釋子，弘闡佛經，欲使教法區分，人無濫涉。」（《大正藏》五五．八九二頁上）
  
  當時因為般若三藏初來華，不懂波斯語，也未解漢語，由於他人之勸請，而與景淨合譯了一部《大乘理趣六波羅蜜多經》，共為十卷而僅譯七卷。他們兩人，彼此不能理解對方的語文，竟然譯起經來，自然是要鬧笑話了，故在譯成之後，獻於朝廷，唐德宗見了，不許流行，因其「雖稱傳譯，未獲半珠；圖竊虛名，匪為福利。」（《大正藏》五五．八九二頁上）原來是景淨想藉此沽名，怪不得德宗皇帝要下如上的詔諭了。不過這也說明了，當時的基督教士，是與佛教友好的。
  
  但是景教在中國流傳了二百一十年，到唐武宗會昌五年（西元八四五年），就被消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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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朝的也里可溫教
  
  往後，基督教又在元朝大興特興，那就是「也里可溫教」，由於蒙古人的征伐歐洲，故與歐洲的基督教國家發生了關係，基督教士也跟著蒙古人的鐵騎，到了中國內地，再度復興起來，元世祖入主中華，基督教便以蒙古語「也里可溫」之名，在中國傳佈。也里可溫的意思是福分人、有緣人、奉福音的人。
  
  根據清朝洪鈞的《元史譯文證補》中的〈元世各教名考〉說：「也里可溫元之為天主教，有鎮江北固山下殘碑可證；自唐朝時景教入中國，支裔流傳，歷久未絕，……也里可溫，當即景教之餘緒。」
  
  從這段文字看來，也里可溫教即是景教的支裔而傳至蒙古的，但它加入了新自歐洲傳來的成分，當無可疑。因為元世祖的母親別吉太后可能是基督徒，所以當馬可波羅覲見元世祖後，世祖便命他帶信給教皇，且請派道行高深的教士十人來華（見《馬可波羅遊記》）。因此而為也里可溫教形成了舊有的和新來的兩派。後來彼此攻擊，自相傾軋，跟隨元朝的蒙古勢力而興，也隨著蒙古王朝的滅亡而滅亡。
  
  但是，當也里可溫教日正方中之際，從《至順鎮江志》的記載中看，單鎮江一區，一百六十七戶中即有一戶也里可溫，六十三人之中即有一人是也里可溫；唯其比較今日的臺灣，平均二十人之中即有一人是基督教徒（包括新舊兩教），那就算不了什麼。
  
  也里可溫教與佛教的關係如何呢？
  
  最有名的是於元世祖至元十六年（西元一二七九年），也里可溫教徒馬薛里吉思，做了鎮江的達魯花赤，建立十字寺於西津岡頭（是金山地），到至元二十七年，又仗勢將晉朝建武時代建立的佛教道場金山寺，收為十字寺的下院；但到了元仁宗時，又以朝廷玉旨，把十字寺改為金山寺的下院了，並由趙孟頫奉旨為此撰碑。這也可謂因果報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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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朝的天主教
  
  元朝的也里可溫教滅亡之後，到了明朝，過了兩百年，基督教又捲土重來，那是利瑪竇與勞吉耳，在明神宗萬曆十年（西元一五八二年）來到中國。利瑪竇是一位了不起的基督徒，他是耶穌會的天主教徒，他有良好的科學知能，因此而為中國帶來了西方科學的啟蒙。到了清聖祖時，又由於教會內部發生派別鬥爭，便將在中國傳流了一百九十五年的耶穌會解散了。
  
  至於耶穌會的基督教與佛教的關係，我們看到有普潤的誅左集、密雲的辨天三說、圓悟的辨天說、黃貞的不忍不言等。在蓮池大師的《竹窗三筆》中，也有〈天說〉三篇，他說：「一老宿言：『有異域人為天主之教者，子何不辯？』予以為教人敬天，善事也，奚辯焉？老宿曰：『彼欲以此移風易俗，而兼之毀佛謗法，賢士良友多信奉者故也。』因出其書示予，乃略辯其一二。」可知蓮池大師並不反對天主教敬天，並且也見到了天主教的宣傳品，只是天主教徒「毀佛謗法」，所以略說了幾點。
  
  由於天主教的仇視佛教，且有見於文告的，如山西絳縣雷翀的告示，題名「尊尊天祛邪」說：「佛道二教，使人不尊天而尊己，西儒修身事天，愛人如己。」他把佛道二教看作邪教，因此也有佛教徒如黃貞等把天主教說成邪教了，結合了傳統的儒家勢力，遂形成了非教的風潮；真是非常的不幸，如果天主教徒能容忍一些，這是不會發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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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朝的太平天國
  
  耶穌會在中國滅亡之後三十四年，英國的馬禮遜，又於清朝仁宗嘉慶十二年（西元一八〇七年）到了中國，傳入了基督教的新教。
  
  馬禮遜的基督教，後來對中國的影響極大，最大的是太平天國的形成。由於洪秀全四次府試（考舉人），均名落孫山；本想求功名，以舉子業邀富貴，他考了四次的府試，卻次次失敗，他就想造反了，在盛怒之下，擲書於地，而說：「且待我來開科取士可也。」
  
  適巧當洪秀全於清宣宗道光十六年（西元一八三六年）第二次到廣州應考，他從考場下來時，在街上遇到了一中一西兩個傳教士，講道並送書，洪秀全也得到了一套，那就是馬禮遜派的第一位中國牧師梁發所編的九本小冊子，名叫《勸世良言》。同時因為考試失敗，傷心過度而害了一場精神病，在病中自覺到升了天，見到了一個金髮黑袍的老人，命他除妖魔，驅邪神，並戒其勿妄殺兄弟姊妹；又見一中年人自稱為長兄，教他遨遊四方，教他追尋妖魔邪神，並且助他誅滅。當他第四次趕應府試失敗，心灰意懶之下，詳讀先前所得的《勸世良言》。於是，牽強附會，便以為他往年病中所見的老人即是耶教的天父，中年人兄長即是耶穌，因此，他就開始成了自成的基督徒，自施洗禮，並除去他所執教的私塾中的孔子牌位，又回家燬了所有的偶像及祖先的神位，並且積極傳道，勸人信教，儼然是一個信仰狂熱的基督徒了。
  
  初期的洪秀全，到底是秀才出身，曾讀過中國的古書，所以他的天道教義，尚能參合中國的經史典籍，提倡倫理道德、闢除迷信、崇拜一神、去惡行善，堪稱是中西合璧的新宗教信仰。
  
  但是洪秀全由於一度的精神病經驗，使他變得自負，自以為天父天兄交代了他的任務，又加上厭惡滿清統治中國並受壓迫的民族意識，他的弟弟洪仁玕也向他說：「獨恨中國無人，盡為韃妖奴隸所惑，以中國十八省之大，受制滿洲狗之三省，以五百萬之華人，受制於數百萬之韃妖，誠足為恥為辱之甚者。」
  
  因此，經過六年的醞釀，終於在道光三十年（西元一八五〇年），混合了民族的、政治的、宗教的意識，集合了狂熱的信徒，激起了作亂的怒潮，在廣西桂平的金田山區起事了。第二年即清文宗咸豐元年（西元一八五一年），便成立了太平天國，洪秀全自稱天王。咸豐二年（西元一八五二年），北入湖南又進湖北，破了漢陽、漢口、武昌。咸豐三年（西元一八五三年）二月，就佔領了南京，節節勝利，真是勢如破竹。
  
  本來，洪秀全的拜上帝會所謂的妖，是指偶像邪神，至此，凡是與太平軍不合作的一切人員、書籍、制度等，都成了妖的代名詞，所以太平軍所到之處，對政府及宗教的異端則燒殺無遺。
  
  遭受破壞最大的是佛教，太平天國自咸豐元年至同治三年（西元一八六四年）洪秀全自殺身死的十五年之間，太平軍的蹂躪，遍及十八省，例如廣西、湖南、江西、湖北、江蘇、安徽、浙江、福建、廣東、河南、山東、山西、甘肅、四川、雲南、貴州等；破城六百餘座，如漢口、南京、鎮江、揚州、安慶、九江、蘇州、常州、無錫、杭州、寧波等；死人數千萬，佛教也因此大遭其殃。中國領土被佔了三分之二，東南景象已是滿目瘡痍！可是，太平軍既然殺了和尚，又偽裝和尚，當他們經過湖南及湖北之時，到處焚燬廟宇寺觀之後竟派了勇悍戰士三千人偽裝成和尚，先到南京的各寺院掛單，等太平軍攻打南京城時，這三千個假和尚便在城內趁機放火接應。從這偽裝和尚的數字判斷，太平軍經過湖南、湖北的期間，至少也殺了三千個真的和尚。（以上資料係採自國防研究院印行的《清史》及《高中歷史》的太平天國部分）
  
  著名的佛教道場，如鎮江的金山寺及北固山、西天目山的禪源寺、寧波天童山的弘法禪寺、天臺山的國清寺、杭州的海潮寺、江西的雲居山、南京的獅子嶺、福建的鼓山等是比較知名而被焚毀的。其實，除了鎮江的焦山，由於了禪禪師的冒死往太平軍中陳說利害而倖免於劫之外，凡是太平軍過境駐足之處，寺宇無不被燬，直到民國以後，尚有各省的舊時名剎，未曾恢復的，所以自太平天國之亂以後，中國禪宗一枝獨秀的臨濟宗，也就一蹶不振了。中國的佛教，自南宋以來，就已走向下坡，經此洪楊之亂的法難摧毀，便更加衰微了！
  
  在中國佛教史上，曾經有過三武一宗的法難，然而北魏太武帝時，地僅限於北方，為時不過六年；北周武帝時，地僅限於關隴（陝西及甘肅兩省），為時不過三年；唐武宗時，尚許於長安及洛陽各存四寺，地方諸州各存一寺，上寺留僧二十人、中寺十人、下寺五人，為時僅僅一年；後周世宗時，地域雖較大，但在群雄割據之下，尤其南方的吳越王極力保護佛教，周世宗的破佛令也只禁止私度僧尼，勅廢無勅額的寺院，並未將佛教一律毀滅，且其為時五年之後，即到了宋太祖興隆佛教的時代，尚有周世宗時應毀而未毀的寺廟。因此，三武一宗是道教加給佛教的法難，太平天國是基督教加給佛教的法難，太平天國的蹂躪燒殺之廣而且久，則比三武一宗尤其具有毀滅性。故在太平天國之後，明末紫柏大師的方冊藏經版，即蕩然無存，海內人士欲求一冊單行的經典已不可得了。
  
  洪楊之亂的太平天國，一開始就喊除妖、除迷信，他們實則一開始就帶有妖言惑眾的氣質（精神病患者洪秀全自認是耶穌之弟，又說什麼上帝降託楊秀清之身，耶穌降託蕭朝貴之身），也一開始就開口上帝閉口天國地推行迷信的愚民教育，最後也因假藉天父降詔而使楊秀清反逆洪秀全，終至內訌而告滅亡。
  
  洪楊的拜上帝會，雖不即是馬禮遜傳來的基督教，卻是由於馬禮遜所傳的基督教而形成，本質可說沒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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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國以來的基督教
  
  到了民國以後，在「五四」運動的浪潮聲波之餘，學術界高唱民主與科學的口號，對宗教信仰，多半抱持懷疑的態度，卻有許多的知識分子認真地研究佛學，佛學的精深博大，使他們崇敬不已；至於基督教，由於其教理的不能自圓其說，已被看成外國來的洋迷信，連研究的興趣都沒有。
  
  然而，仍有若干軍政大員的基督徒，仗著他們的權勢，利用時機，摧毀佛教。比如有「倒戈將軍」之稱的馮玉祥，他是一位基督徒，在民國十七年（西元一九二八年）春天，就在他的勢力範圍的河南省開封及信陽，實施毀佛政策，沒收寺產，驅逐僧伽。馮玉祥的部將韓復榘，也受了影響在山東省驅逐僧尼。
  
  同在民國十七年，馮玉祥的部屬基督徒薛篤弼主內政部期間，有「廟產興學促進會」的成立。各地紛紛非法拘捕僧人，乃至有被非法監禁至死，藉口沒收寺產，興辦學校。鬧了三年，雖未成為政府的正式政令，它的影響卻至為深遠，直到政府遷臺灣十六年後，在一九六五年十月一日，尚有行政院的第一組祕書余茂阱，對中國佛教會的理事長說：「過去在大陸，有若干寺廟改為學校，並不為過。」又說：「軍隊佔用寺廟，係通常之事。」（《覺世旬刊》三〇四號）
  
  晚近以來的基督徒中，也有極崇仰佛教的，比如張純一先生，便是主張「佛化基督教」的基督徒。
  
  近十多年來，基督教的發展非常迅速，且以佛教徒為其主要工作的對象，雖未發生過迫害的案件，但在文字及口頭上的攻擊毀謗，已很普遍。佛教徒為了護持正法，也在做著義正詞嚴的辯駁。
  
  宗教的論爭，難免不涉及感情用事。實際上，凡是存心曲解和毀謗的文章，就已不足重視，何況夾雜了旺盛的感情用事？然而，宣傳的力量，不可忽視，你有聽過「曾參殺人」的故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