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自出家為僧尼，而過寺院的生活。更嚴重的是由於僧尼之專念佛道的修行，同時在戒律的規定下，不得從事農耕的生產活動，連帶著也免去了國民的稅賦義務。由於這一不成文的法律，給予了僧尼的特權，游手好閒者之希望出家的人數，便急速地增加起來，因此也反映了社會的不安。佛寺及僧尼數字之增加，無異是增加了同樣數字的消費者，一方面戶口減少，國庫減收，另一方面，對一般人而言，大大地增加了其生產以及課稅的負擔。佛寺之造立和僧尼之增加，固然是說明了佛教教團的繁榮，但其過度了的話，便會破壞到國家社會的均衡，適足與家族制度的社會以及國家的財政之利害，背道而馳。這對於為政者的立場來說，要其默然無語是不可能的。

第二節 沙門的禮敬問題

出家僧尼的日常生活中，對於帝王及父母的沙門態度，在重視禮教的六朝貴族社會，首先就成了問題。因為中國的出家人，遵守著印度傳來的佛教慣例，相信沙門的權威性，以此而從事佛道的修行。最初把它當作問題的是東晉輔政者庾冰，他於成帝咸康六年（西元三四〇年），主張中國僧尼，應對國王禮拜，唯因尚書何充等的極力反對而作罷。自此由東晉以至南朝期間，沙門的禮敬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