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卻帶來了唯心論的傾向。他在其所著的《金錍論》中，述及有情非情皆有佛性之時，亦顯示了唯心論的色彩，到了趙宋天臺的山外諸家，乃是本著他的這一傾向的繼續強化發展而來。

雖然趙宋時代的山家派和山外派，都因荊溪大師重視《大乘起信論》而均熱心研究，但以山家派主張《大乘起信論》是屬於別圓二教，山外派則以《大乘起信論》唯屬圓教。因此，山家派仍未脫離天臺的本位，亦可說是荊溪的本位，山外派則乾脆離開本位的實相論而成了天臺宗的唯心論派。故也可說，趙宋時代的山家山外之爭，為實相論和唯心論的爭執。

趙宋以後的中國天臺宗，即趨於衰微，直到明末清初的蕅益大師智旭（西元一五九九～一六五五年），起來為天臺學派的思想，做了全盤性的統一，他不但統一了天臺學，而是以天臺思想為背景，融合了中國佛教的各大宗派，向來的天臺宗學者，對於唯識思想是不能相融的，智旭卻以天臺立場，接受了唯識學的調和，當然，對於禪、淨、律宗以及華嚴的融通，更不用說了。此後的天臺宗，除了演述古說之外，便沒有另創新說的思想家了。自然，依歷史的時間而言，有創發能力的大思想家，也不是經常可得而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