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可以順便一提，由於西藏文字及文法均學自梵語，所以西藏語聖典的大部分是由梵語聖典以直譯方式移植過去，如將現存的西藏聖典，再譯為梵語，仍可與原典相符，此在漢語譯成的聖典，就辦不到了。因此，今日許多在藏語中保存著的聖典，已不見梵本，而仍不妨即以藏語本作為參考的根據來研究，因而藏語聖典，對於今後佛教學的發展上，有著重大的價值。

七、美國的功績

嚴格地說，美國之所謂佛教學，尚不足以言成就。自William Dwight Whitney（西元一八二七～一八九四年）開始研究之後，繼其流者有E. W. Hopkins, MauriceBloomfield，到Franklin Edgerton（西元一八八五～一九六三年），才於佛教的梵語文典及辭典上面，有了啟蒙開花的成就，而產生了幾位學者，但在今日看來，那也不過是乘著基督教士傳教的便利以及殖民政策所給便利之下，做了一些膚淺的研究而已。真正的貢獻，毋寧是在H. P. Blavatsky（西元一八三一～一八九一年）的「神通會」（Theosophical Society）的活動開始之後，成了他兒子的「達磨波羅」（Dharmapāla西元一八六五～一九三三年）在錫蘭成立了「大菩提會」（MahāBoddhi Society），活躍在達磨波羅背後的有一位夏威夷人Foster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