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國的佛教建築
無疑的,中國的宮殿建築,在藝術價值上,要超過印度的伽藍,後來的中國佛寺之異於一般的宮室,乃在佛塔的建置、佛像的供設,以及壁畫的繪畫。這是由印度精舍,經西域的伽藍,而入我國的特色。現將本節分為兩點,介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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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寺的建築:佛教初傳中國,可能早於前漢,已有消息,一般史家則以東漢明帝永平十年(西元六七年)為信史,當時有大月氏國的沙門迦葉摩騰與竺法蘭來華,政府即於洛陽建白馬寺,近代雖有人說,白馬寺的建築,是模仿印度的祇園精舍,有說不甚可信,因其全出臆測,毫無根據。若以其由鴻臚寺而造白馬寺,必與政府的官舍相當,所以寧信其為中國的宮殿形式。
中國佛教雖自東漢明帝時已經傳入,史中對於佛寺建築的記載,則自三國孫權建昌樂寺、夫人建慧寶寺、群臣建德潤寺為始,因此也有人以為東漢明帝時,是否真有佛寺的建築,也是疑問。
不過,佛寺與王臣宮室官舍的建築形式,大致相同,則無疑問。因在魏晉南北朝時,佛教盛行,風靡全國,除以官府移作佛寺之外,王臣的私第,捨為佛寺者,也不可勝數。例如洛陽西陽門外的建中寺,原為北魏節閔帝普泰元年(西元五三一年)尚書令樂平爾朱世隆所立;東陽門內的愿會寺,則為中書舍人王翎捨宅所立;平等寺為廣平武穆王懷捨宅所立。因此,當時佛寺之多,僅北魏一國,數逾三萬,而其捨宅為寺之風尚,歷久不衰。
其中尤以北魏孝明帝熙平元年(西元五一六年),靈太后胡氏所立的永寧寺,原為舊時侍中曹爽的宅第,規模雄偉,極於一時,中立木造的九層浮圖,高九十丈,佛殿在其後,形同太極殿,僧房樓觀一千餘間,其規模一如宮殿制,只是新增木塔於殿前而已,塔之兩旁分列鐘樓與鼓樓,另加講堂、禪堂、山門,合稱為七堂伽藍。
又如河南嵩山的嵩岳寺,原為北魏宣武帝(西元五〇〇~五一五年)的離宮,於孝明帝正光四年(西元五二三年)改做佛寺,增建堂塔,塔做十二角,凡十五層,這是中國最早的磚塔,也是現存最古的磚塔,二層之上,層層相接,全體輪廓,宛如今日砲彈。
佛寺建築,初以佛塔為主體,由於僧人向佛塔集中禮敬,故於佛塔四周建立僧房,但至隋唐時代,漸以佛殿為中心,由禮佛陀舍利而改為禮佛陀聖像,此一演變,頗足注意,故將佛塔置於殿後,或分為二,並列殿前。整個佛寺的建築,亦日見完備,據學者研究,此時佛寺約有如下的五項特色:- 分院的施設:每寺之內,設有若干分院,例如菩提院、般若院、淨土院、塔院、三階院、經院、華嚴院、行香院等,有的多至十餘院者。
- 四門的設置:此在魏晉之世,已由宮室的形式而有了基礎規格,分設大三門、中三門、車門;中三門,又有南三門和西三門之不同,有南西門,亦必有東西門,此所謂三門,乃是三間門樓的門,今人則誤將三門稱為山門了。
- 寺院以大殿為中心:大殿周圍,分至小殿,小殿又分東西軒,又有東西廊,因於各殿之間均以迴廊,互相連接。寺之東側,有鐘樓。
- 分設堂口:寺中除了小殿及僧舍之外,另有講堂、禪堂、食堂等。
- 佛殿內有壁畫:壁畫淵源於印度,隋唐出有不少偉大的畫家,從事於佛寺的壁畫藝術。
再說,佛教畢竟是由印度傳入,除了壁畫等的藝術傳自印度之外,佛教故事的繪畫,以及佛教表徵物的採用,例如淨瓶,卍字、輪寶、菩提葉、蓮瓣、蓮花、葱花栱等,亦為中國的佛寺建築中吸收或模擬。
古代王臣乃至民間的信佛崇佛,均以建寺、築塔、造像來表達他們護法的虔敬,同時也即以此作為祝生薦亡以及福國利民的佛事。例如北魏獻文帝皇興元年(西元四六七年),因孝文帝(西元四七一~四九九年)誕生,獻文帝即於恆安北臺,建造永寧寺,寺內浮圖凡七層,高三百餘尺,宏壯稱為天下第一。
又在魏太武帝(西元四二四~四五一年)破佛之後,文成帝即位(西元四五二年),便勅令復興佛教,至獻文帝時,便在五級大寺,用赤金二十五萬斤,鑄丈六釋迦佛像五軀,為道武帝(西元三八六~四〇八年)以來之五帝造冥福。
唐太宗(西元六二七~六四九年)於隋朝末葉,與天下群雄逐鹿,最後打敗了群雄,統一天下,但他對於征戰之中殺伐的事,頗感傷悔,因此便在各個破敵之處,興建伽藍,用薦陣亡士卒。如於幽州破薛舉之處建昭仁寺,洛州破王世充之處建昭覺寺,洛州破劉黑闥之處建昭福寺,汾州破劉武周之處建弘濟寺,晉州破宋金剛之處建慈雲寺,臺州破宋老生之處建普濟寺,鄭州破竇建德之處建等慈寺,共有十寺,其他三寺不詳。唐太宗又為追薦其先妣建宏福寺,捨舊宅為興聖寺,為東宮立慈恩寺,又於文德皇后的昭陵,立瑤臺寺。到了貞觀二十年(西元六四六年),北征班師,又為陣亡將士建閔忠閣。
隋唐時代的佛寺配置,根據道宣律師的《戒壇圖經》所述,是這樣的:正中為佛院,中門之內為佛殿,佛殿左右各置三層的樓閣,佛殿之後為七層寶塔,塔東為鐘樓,塔西為經臺,北後為說法之大殿。這種寺院的規模均極莊嚴雄偉。
到了五代初年,各佛寺又流行增設羅漢殿,供五百羅漢雕像。
宋代的佛寺,例如正定城內的龍興寺,則有天王殿,摩尼殿、慈氏閣、轉輪藏殿、佛香閣。
宋以後的佛寺建築,在配置及其結構上,歷代均有若干改變。唯其固然仍有朝廷及王臣的捐建者,例如宋朝的王安石,即於信佛之後捨宅為寺,但其所謂「天下名山僧佔多」的各大道場,多數仍係歷代的高僧所建,五代之後,禪門一枝獨秀,多以山林為其居處,只要某山出了一位高僧,此山必然成為名山大剎。那些祖師們經營山林,動輒做千萬年的計畫,往往發願一世不成,轉世再來,所以,能在一無所有的情形下,在峻險絕壁的山嶺上,建造起規模偉大的佛寺來。這也唯有佛教的信心和佛子的願力,才能達成如此的目的。
說到這裡,殊足慨嘆,我們這個值得驕傲的偉大民族,竟是不太愛惜文化遺產的。佛教史上曾經有北魏太武帝的坑殺沙門及摧毀佛寺佛像;北周武帝於西元五七八年克服北齊,令毀齊境所有的佛寺;唐武宗會昌五年(西元八四五年),又令除長安及洛陽各留四寺,地方諸州各留一寺之外,全部毀壞;其後一百多年,又有後周世宗,於顯德二年(西元九五五年),下令破佛寺,被廢佛寺達三千萬餘座。迄清朝的洪楊之亂,為期十五年,侵擾十六省,所到之處,佛寺無一倖免。
因此,民國之後尚存的著名佛寺,不論其創建於何代,無一不是經清代以來所重修的,最為一般人所熟悉的,則有北平西城的法源寺、河北房山的雲居寺、山東長清的靈岩寺、浙江天臺的國清寺、寧波的天童寺、杭州的靈隱寺、福州鼓山的湧泉寺、廣州的光孝寺、江蘇鎮江的江天寺、揚州的高旻寺、常州的天寧寺、西天目山的禪源寺。
最可痛心的,這些碩果僅存的名山大剎,如今經過文革時期的徹底破毀,佛寺建築的藝術,在今日的大陸,已成了一個歷史上的名詞。 -
佛塔的建築:前面說過,佛寺的建築,初以佛塔為中心,繼以佛殿為中心;初以佛的舍利為崇拜對象,繼以佛的雕像為崇奉的對象。
因此,有人推想,東漢明帝時初建白馬寺,可能也就有了佛塔的建築,唯其於史無徵,也只是推想而已。
中國之有佛塔的最早記載,是在東漢明帝崩後葬於洛陽北邙山的顯節陵,陵內建有浮圖。
根據《魏書‧釋老志》說:「凡宮塔制度,猶依天竺舊狀而重構之,從一級至三五七九,世人相承謂之浮圖,或云佛圖。」塔是用來供養佛陀舍利的,所以古時中國即以佛的舍利塔稱為佛圖、浮圖,實即佛陀。文中雖說是依天竺(印度)的舊狀重構,實則由印度塔至犍陀羅塔,已有不同,到了中國,又是一變。在印度的佛塔,有點像嬰兒的絨線帽,塔基很矮,大部分是覆鉢部分的塔身,再於塔身上面加立傘桿。犍陀羅的佛塔,便將塔基的露盤部分升高,構成數級,連接塔身的覆鉢,看與塔身相似,覆鉢縮小,鉢頂加上傘桿。至於中國的塔,乾脆消去覆鉢部分,即以塔基的露盤,化成樓閣的形式,逐級向上,塔頂加一傘桿。
中國自周秦以來,雖已在樓閣的建築方面,相當發達,然其受了印度及西域佛塔的影響,將樓閣的形式,與佛塔的形式結合為一種新的建築藝術,則為中印文化交流的產物。
不過,中國佛塔,並非全是樓閣形的。中國建塔,有史可考的大約起於北魏永寧寺的七層浮圖。及至近代,我國大小佛塔,高者達數百尺,小者不及一尺。以其建築的形式及材料來分,約有如下的五類:-
木塔:這就是以樓閣結構建造的佛塔,分有三層、五層、七層、九層等數種,每層的每面各設門窗,各層的屋簷翹出,簷角繫鈴,簷下均有平臺,繞以圍欄,構成外廊。以心柱作為塔身中心,柱頂再置露盤、覆鉢、相輪、寶珠,構成傘桿的塔尖。這是把印度的塔,置於樓閣的頂上了,但在佛教來華以前的中國,並沒有這樣形式的樓閣建築。
自北魏、經六朝至隋唐,根據《廣弘明集》、《洛陽伽藍記》、《水經注》等所載佛塔,大致多屬木塔式。尤以北魏靈太后胡氏所建永寧寺塔凡九層,據《洛陽伽藍記》稱此塔:「架木造之,高九十丈,更立十丈之剎,即相輪也,合計自地高一千尺,距京師百里即可見之,相輪之上,有容二十五石之寶瓶,其下有三十重承露金盤,其周匝垂金鐸,以四條鐵鍊,由相輪引於屋頂之四隅,其上亦附金鐸,塔之各重之角,亦懸金鐸,上下凡一百二十鐸,塔之四面,有三戶六窗,戶皆塗以朱漆,扉上有五行金釘,今計五千四百枚。」
隋文帝仁壽年間(西元六〇一~六〇四年),分佛舍利於百十餘冊,普於宇內建五層佛塔,也是屬於木塔。
唐初的木塔尚多,但已有似磚塔的仿造了,到安史之亂以後,國力漸衰,木塔日少,迄五代至宋,木塔已不多見,近代所存者,僅山西的應縣佛宮寺建於遼代(西元一〇五六年)的一座木塔而已。木塔初為方形,唐宋之際,則變為八角及六角,後來則以八角通例。 - 墓塔:即是中國歷代佛教高僧及佛教住持的骨塔,西藏及蒙古的喇嘛塔,也屬這一類。其所用材料,初始乃以石造,後改用磚造,多為方形,亦有八角的,數量不如佛塔之多,唯其尚能近乎印度佛塔的特徵。
- 密簷塔:此在日本人,稱之為遼金塔或滿洲塔,大約是仿木塔而成,初用磚造,繼用石砌。它的下面第一層特別高,以上各層則密簷相接,高度很低,有七層、九層、多至十三層的。後期的密簷塔,成直線形,上下直徑幾乎相等。初期也有門窗,後期則僅有門窗的形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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喇嘛塔:喇嘛塔的分布,是以喇嘛教的教化地區為範圍,故以西藏、青海、蒙古為最多,熱河、瀋陽、北平、綏遠、山西、雲南等地,也有散布。喇嘛塔的結構,為亞字形,基礎為二層的須彌座,中為金剛圈及塔肚,塔頂也另成一個小亞字形,故其尚保存著濃厚的印度塔的氣氛。
塔在印度及西域,名為窣堵波或率都婆(stupa),純為佛教的產物。佛教未入中國以前,尚無「塔」字,塔字乃為窣堵波或率都婆的誤略。先是用來供養佛陀舍利的,例如佛後二百多年的印度阿育王,據傳說曾於宇內各地造八萬四千座塔,供佛舍利;中國的隋文帝於仁壽元年、二年、四年,在雍、岐、涇、秦、恆、泉、循、營、博、絳等州,分別建塔一百多座,也是為了供佛舍利。
佛陀一人何來如此多的舍利?這已不是本題的範圍,關於此題,我已寫過一篇短文論列,現已收在拙著《學佛知津》的〈「舍利」考原〉一文中。
至於塔的建築藝術,對中國近代建築有何影響?
有一次,我告訴一位美國朋友,說塔是佛教所特有的,這位朋友立即就反問我:「左營的春秋閣,供的是關公,他們說是道教,為何也有塔呢?澄清湖的中興塔,那也根本不是佛教的,又是什麼原因呢?」
事實上,這就是佛教藝術給予中國文化的貢獻,使得佛教事物,變成了整個中國文化的一環。
不過,由佛塔而變成風景點綴的塔,在形式上或者無大區別,在精神上則完全不同的;佛塔是有宗教生命的,是有莊嚴之性靈的,瞻仰巍巍的佛塔,能使人產生超塵出俗的感覺,對於現代風景區中應景而設的「觀光塔」,身臨其境,則與處身於高樓大廈的感覺,相差不多了。
近代有某些先進的知識分子,例如蔡元培先生,主張以「美育代宗教」;其實,以美術教育代替宗教,尚是我國文化漸變中的產物。因為我國在佛教傳入中國之後,曾產生了許多輝煌偉大的佛教藝術,但到宋明以後,佛教的銳氣漸失,佛教的藝術漸為一般社會所吸收。因此,初由為佛教的信仰和弘揚而發展藝術,後來則變成為藝術而藝術了。此在以下講到繪畫和文學的時候,當再介紹。
美育能否代替宗教?這是大有疑問的,因為藝術的價值與宗教的價值,畢竟不能等量齊觀,如果僅僅限於藝術價值,那是唯物的,是觀感的,所以,唯物論者反宗教,卻不反藝術。宗教價值主要是在形上的、性靈的、生命力之回顧與前瞻的。這一點,我們是必須承認的。
至於尚有一部分人士,主張以科學代替宗教,例如吳稚暉先生曾經寫過一篇〈科學與人生觀〉,胡適之則曾高唱「科學的人生觀」。當然,這些思想之產生,乃出於愛國的激情,認為中國之衰,是衰在不科學,歐美之強,是強在科學的進步。實則,中國之衰弱,原因非常的多,譬如其中宋明理學的末流,他們那種所謂「平時袖手談心性,臨難一死報君王」的迂曲思想。
宗教與科學,在西方的一神教,自始就是衝突的。科學固然不能代替宗教,東方的佛教,也是最富科學精神的。因為近代以來,藝術與科學,往往有連帶性,所以順便一談。 -
三、中國的佛教雕刻
在佛教傳入以前,中國的雕刻藝術,早已有之,此在周口店山頂洞中發掘到的刻紋鹿角,在新石器時代的仰韶舊址發現雕刻的骨版。又在殷代的廢墟中見到不少雕刻品的技術已很精巧,所用的材料,則有骨、角、牙、玉、木,以及石器等。
至大氣魄的中國雕刻,古代則表現在宮殿建築上,即所謂「雕樑畫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