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元七二七年),他對中國的易學及算數之術造詣極深,乃是一位宗教師中的科學家。在一行禪師稍前,玄奘三藏西遊回朝(西元六四五年),撰寫《大唐西域記》十三卷,記載西域一百三十八國的風土文化見聞;比這更早的法顯三藏旅印回國(西元四一四年),撰有《佛國記》,將中國人的世界視野,拓展到了廣大的印度西域諸國。此在中國文化史上,也是一大盛事。


中國文化的環境,是一個能開能合而善於涵容消化的天地,對於外來文化雖有排斥的自然反應,但當深入瞭解,並確信其對於本土文化不會構成傷害破壞,而且還能夠有益於本土文化的再成長時,便會欣然接受。故在中國文化史上,縱然每一個朝代都有或多或少的知識分子反對佛教,佛教卻能順應中國的本土文化,含英咀華,醞釀出適合中國文化所需要的新思想來。例如漢朝的牟子撰《理惑論》三十七條,均以正確的佛法配合儒家孔孟及道家老子思想,予以辯正,說明佛法不唯不與儒道違背,倒可匡扶儒道之不足,因此而首開儒釋道三教調和的觀念。

另有一部應運而生的《清淨法行經》,模仿《法華經》的本地及化跡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