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其從宋朝以後的淨土與華嚴，事實上已和禪宗合流（註八），天臺宗也沒有特定的教團（註九）。大致上不論任何一派的僧侶，都得遵照佛陀所制訂的戒律如法奉行，直到百丈懷海（西元七二〇～八一四年）時代，禪僧也多住在律寺（註一〇）。不過，他們可以自由選擇適宜他們自己所修行的方法和經論。

對於禪僧自成一個教團的情況，那是從百丈懷海樹立了禪宗生活規範的叢林清規之後（註一一）。

百丈懷海大師的叢林制度建立之後，佛教的中國化，才算圓滿成熟。可是，從對教義的自由發揮，到僧侶生活方式的大膽改革，已經經過了四百年的時間，在這期間經過許多高僧大德善知識的努力，而最後的集大成者，卻是禪宗的人物。然而在禪宗大成就的四百年前，道生法師就已經主張頓悟成佛及眾生皆有佛性，結果被當時的眾僧認為是邪說，而遭受驅逐的命運（註一二），那時距離禪宗初祖菩提達摩到中國（註一三），尚早了一百年。四百年之後，懷海創立從事農耕生產的生活方式時，也被時人罵為破戒比丘（註一四）。對於這兩個突破傳統舊觀念的例子，正代表了佛教中國化的特色，禪宗的人物可謂為是集結佛教中國化的大成，所以禪宗也就代表了超越性的中國佛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