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除去了中國佛教給他們的營養成分,就會顯得相當的貧乏。可是從元明以來的中國佛教,守成猶感不足,創新則更罕見,此與社會環境的變遷有關,更與人才的缺乏相連。明末的中國佛教,曾經一度復甦,那是因為當時出現了若干位學問與道德兼優的大師,但他們並未創造出新的局面來,故對日、韓諸國影響不大。

三、中國佛教缺乏環境


近百年來的中國佛教,倒是反過來受到日本的影響極大,首先如梁啟超的《佛學研究十八篇》,其成果當然是出於他自己的研究,然其方法及重點則不能不說是學自日本。

被人譽為近代中國佛教之父的楊仁山,成立祇洹精舍,造就太虛、智光、仁山等僧界人才,及歐陽竟無等俗界人才,同時成立金陵刻經處,重刻並流通已在中國失傳的諸多佛教文獻,不過,其起因也是得助於日本的大師級佛教學者,如南條文雄博士等。

而於一九一一年以來,從中國去日本留學的僧俗佛教青年,不論學顯、學密、學修行方法、學治學的方法,然在學畢回國之後,能發揮其所長的,為數很少,並不是因為日本的佛教無用,而是中國佛教界的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