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一旦如此，就會受現實問題的拘束。其實，研究本身就是一種作用，它是在訓練自己的思辨、作學問的態度、組織訓練、尋找素材的訓練。事實上，研究不會完全沒有用，就像我們召開的「國際佛學會議」，雖然編集而成的論文主題並不是很多人在翻閱，但是學者討論的問題會變成一種風氣，並漸漸展開，因為學術界有一種願望及感受，教徒的團體會漸漸受到影響，究竟能受到多大的影響，則需要時間。

就像比丘受菩薩戒要在頭上燒戒疤的問題，在臺灣已經討論了三、四十年，目前還是有人在燒，大陸已經沒有在燒了。雖然我為此事已經數度討論，而且已經有四十年的時間，但要大家完全不燒，還需要一段時間。

（刊於一九九二年十月《人生》一一〇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