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華岡成立以來，由曉峯先生聘請的歷任所長，均有建樹，例如我的前任所長，現在的名譽所長，周慶光長者，迄今仍在編印《中華大典》的佛教著作部分，成績可觀；在前任的所長張曼濤教授任內，曾出版《華岡佛學學報》，自一九六八年起，至一九七三年之間，總共出了三期，為中國佛教學界向國內外鳴了春雷，一九七八年秋，曉峯先生及該校潘校長維和先生聘任我為佛學研究所所長之後，我與國內的佛教學的研究者接觸並交換意見之時，發覺我們該做的事，實在很多，然我限於個人的能力，可以做到的卻很少。我與副所長成一法師，唯一可以勉力而做的，是出版學報。不論我們的研究環境如何地不夠理想，仍有數十位被我們聘請為本所研究員的學者們，給國內的佛教學界，做著開疆闢土的墾荒工作，他們雖多不是專業的佛教學者，卻都是極具熱忱而有潛力的佛教學者。

從佛教學的範圍而言，極為廣泛，今日中國的佛教學界，限於佛教原典語文訓練的不足，所以本所現階段的目標，是以中國佛教為研究發表的重心。今日國際上對佛教學的分野，大致劃為印度、中國、日本等三大部，而把南傳上座部佛教及西藏佛教列入印度部分，韓國佛教列入中國部分，漸漸地，更有將西藏及韓國的佛教之研究，獨立起來的趨勢，而對於中國佛教的研究，則有漸漸冷淡或減少比率的趨勢。原因是唐宋以後的中國佛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