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是受著印度《大戰詩》中〈薄伽梵歌〉的影響與激盪，而且《大乘起信論》的作者馬鳴大師，他自己就是一位大文學家和大音樂家。梁啟超說：「試細檢藏經中馬鳴著述，其《佛本行讚》，實一首三萬餘言之長歌。今譯本雖不用韻，然吾輩讀之，猶覺其與〈孔雀東南飛〉等古樂府相彷彿。」實際上我們每讀佛典，就有一種感覺，佛典不像我國的古典書籍，佛典多半是以散文和韻文合組成的；翻譯過來的偈語雖已沒有韻腳，但仍不失為詩的意境。從這裡我們便不難明白，中國佛教的佛教文學影響了中國文學，那也無異乎印度文學的血液，間接或直接地射進了中國文學的脈管，使得中國文學更偉大更壯觀了。

講到這裡，我們既覺得快慰，也感到傷心！在一千八百多年以來（自安世高開始），我國接受了佛教翻譯文學的灌溉，近代又在沐浴著西洋翻譯文學的雨露，照理來說，我們中國的文學，該是得天獨厚的天之驕子了，會合了世界三大文學潮流而聚集中國文壇於一點，該是多麼的難得？但是，失望得很，今日中國的文壇，絕大多數是方塊字的搬運工人，他們無能將這三大潮流的精神加以融化，當也無從創造自己的偉大的作品了。最普遍的現象是玩弄貍貓換太子的戲法：把西洋文學的內容和方法，給它按進了中國人名和地名，所謂張冠李戴或沒有靈魂的文學，就是目前的通病！我們是佛教徒，如果我們的佛教界的作家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