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確做到了「明白如話」的境地。一時的學者，見了這種別開生面的文字，便來競為效法，蔚成風氣。其實，語錄體的文學，固為宗門祖師所創造，但據梁啟超的考證，它們的淵源，仍然不出乎翻譯文學的引發。胡適最初只知宋詩好懂也容易做，他也知道那是中國白話文學史上的一個階段，但卻不知那是為什麼？後來經過太虛大師的說明（見《太虛大師自傳》），他才努力於佛教白話文學的研究和發掘，而且在他所著《中國白話文學史》上，引證了不少的佛經，尤其是《華嚴經》，他竟把它當成了曠古少見的想像文學。在梁啟超的看法，不但以為《華嚴經》、《涅槃經》、《般若經》等佛經富有文學價值，並且還以為我國的《儒林外史》很像佛教的《大乘莊嚴論》。《大乘莊嚴論》等之佛典，跟我國的《搜神記》也有一些因緣，甚至還說《水滸傳》與《紅樓夢》之流作品的格局與筆觸，也是受了《華嚴經》與《涅槃經》的影響（詳見梁氏《佛學研究十八篇》載翻譯文學與佛典）。又近人糜文開則說，我國舊小說中「有詩為證」的作風，可能是受了印度文學、詩和散文相間的風格的影響。由此可見，佛教文學給中國文學之影響，該是多麼的深刻。

我們再將這些盤根錯結的來龍去脈引申研究下去，便是印度文學的探索了。佛教是來自印度，梵文的佛典，當然要受印度文學的直接影響或間接波盪。根據歷史學家的研究，大乘佛典中的《大乘起信論》和《法華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