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於莎翁的另一部名著《哈姆雷特》，有人說莎士比亞本人，就像哈姆雷特這樣的一個人，但他憂愁徬徨，終究是一死了之，讀者看了究竟有些什麼收穫，筆者則深感懷疑。其次又如法國的多產作家，《人間喜劇》的作者巴爾扎克，文學史家每每稱他是偉大的天才，筆者卻認為他毫無可取──站在佛教文學的觀點上。他寫小說是為了鈔票，有了鈔票以後則去無限制的揮霍，甚至連他母親沒飯吃，他都置諸不管。尤其是他寫作的動機，往往是為了報仇，寫作的目的則在達成其諷刺的能事。再如挪威劇作家易卜生，他的眼光非常尖銳，他有一句名言：「少數人永遠是對的」（是指先知先覺而言），但其作風，則只給社會看病，卻不為社會下藥，他只說「是如此」，而不講「怎麼辦」，他永遠將答案交給他的觀眾與讀者們自己去處理。我國近代的胡適，受他影響很深，所以胡適也曾有過「破壞手」的令譽。這對聰明人來說，固然有其啟發或激發的功能，但對一般人而言，除了悲觀只有更加地無可告慰。以筆者的看法，這就是不仁，因為芸芸眾生，能有多少是聰明人？還有人愛寫輕鬆的文章，故意製造一些詼諧的氣氛，如美國的幽默大師馬克吐溫，中國的林語堂，都有這樣的偏好，但如輕鬆不得體，往往流於輕浮；詼諧不適當則變成油滑。如果輕鬆而不善意，是近乎殘忍；詼諧而不幽默，便落於諷刺。實際上，一般人所崇拜的幽默者，有些是屬於諷刺專家。站在佛教文學的態度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