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宗貞元二十年（西元八〇四年），即有日本僧人空海弘法大師，來華留學，求受密法東歸，即為日本真言宗之始祖；此後於唐代肅宗之際，有我國鑑真律師，東渡日本，大弘毘尼法化，而成日本律宗的創祖；迄至清季順治十一年（西元一六五四年），又有中興黃檗道風的隱元禪師，受日本的禮請，東渡弘化，初創日本的黃檗宗風。再如日本日蓮宗的始祖，日蓮上人之創立該宗，由於他在比叡山的精心參究，而比叡山者，即是初由中國傳入佛教的地方。總之，日本的佛教，全部傳自中國，乃為中國佛教的一大支流。所以日本的佛典，在我國宋元以前，很少有他們自己的著述。相反地，我國古代的佛教譯本或著述，由於歷代的政治變亂及大小不等的法難，而被損毀不傳的，在日本倒可得到其存本。如經會昌法難，中國密宗教典，大部失傳，日本卻仍盛傳不替；律宗典籍，因自南宋以後，禪宗盛行，律門衰微，唐宋諸家律學著述，中國亦多散失不見，或則燬於兵燹，其有若干原本，竟在日本可以找到。這一點，我們應向日本民族的收藏精神致敬。日本這個國家，並沒有其自己的文化，但能善善惡惡，竭誠模仿，專志學習，並且經久不墜，因此自從中國佛教的義學風氣走入下坡之後的宋元以還，日本的研究精神，隨即繼之而起。我們且看歷代國內外漢文藏經的編纂刊印，最初是中國北宋《開寶藏》，最後是近年由中華佛教文化館影印的日本《大正新脩大藏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