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續兩編，一共三十種，其中十八種是中國人印的，三種是高麗人印的，九種是日本人印的，但是，最最完備、最最詳審的，要推由日本人高楠順次郎等於西元一九二二至一九三一年所編印的《大正新脩大藏經》了，他們正像我國古代高僧組織譯經道場一樣，集合許多學者，歷時十來個年頭，蒐求各種異本，乃至敦煌本、寫本、古佚本，以及各種流通本，詳加審訂校對。這種規模，這種工作，在我國的藏經史上，還不多見，近世以來更難想見。故在《大正新脩大藏經》的續編之中，除了﹁古逸﹂與﹁疑似﹂兩部之外，共計一千五百四十六種，盡收日本人著作，不錄一篇中國人的東西，可見中國義學日漸沒落，日本佛教，日漸代興了。

晚近以來，中國國勢，內憂外患，擾攘不已，佛教在基督教挾著西方人科學知能的優勢侵凌之下，無法抬頭，國人也以佛教徒本身的不自振作，而加奚落，乃至燬寺逐僧，佛教在此雙重壓力之下，老一輩的面對此一乖張的新局面，固然不知所措，年輕一輩的，則又心有餘勇而力不足，一切原來的規制和狀態，已不能適合時代的要求，要想建立時代所需要的規制又感百廢待舉，不知從何下手，即使著手做去，也會遇到許多現實和舊狀態的牽制。比如近代的佛教偉人太虛大師，他雖為了扭轉此一新舊交替、除舊更新的局面，奔走呼籲，努力一生，仍未得到多大的效果，於是，形成目前的佛教現狀：看來好熱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