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有不少部頗具分量的東西出世，但就一般而言，仍不脫求取急功近利的時弊。不先深入的研究，便事淺易的作述。像這樣的現象，自也當有應有的功德和價值，但總不是佛教文化事業理想的景象。其最大原因，是在佛教人才的空虛。如果今日的中國佛教，能夠產生大願大力、大智大悲，如窺基、智者、清涼等的一位，我們的時代，勢將大大地改觀。最痛心的，我曾聽到一位熱心於藏經整理的大德談起：「我們如要整理藏經，應當趕緊趁早，除蔡念生居士以外，很難找到更好的人選來主持此一整理審訂《大藏經》的工作了，但他已在漸漸地老了。」在目下來說，不一定僧界之中無法找出與蔡念生居士相等學養的人來，但要找出與其相當精力和熱心於佛教文化事業的僧人，實在不可多求。此如近年中華佛教文化館影印日本《大正新脩大藏經》正續兩編，是出於念生居士的建議，其間宣傳影印以至影印終了，所有的重要文獻，多半出自他的手筆；如今由屈文六居士主持的《中華大藏經》修訂委員會，在目錄及經本內容方面的審查工作，也都由他一個人擔任，這是值得我們深表敬仰和深致敬佩的。可是佛教以三寶為中心，三寶以僧寶為代表，佛滅度時，以法付僧，今日的僧人，竟無有能主持藏經的整理與審查者，我們僧人，實在太沒有面子了！故我祈望年輕的法師們，當此佛教教育尚未走上軌道之前，應該放下一切俗緣世務，關起門來多做一番充實自己的工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