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蓮宗的獨身並素食派（不受不施派）的小林智仁氏等十餘人。這也是由於野村博士常常在藤崎氏面前提起我的為人，所以對我極表敬意，日本人之對我而施以敬信之禮的，也僅此一家，並且是出於野村先生推介，不是我在留日期間產生的化導作用，所以不足為道。可是施者的此一盛意，卻值得我在此申謝的。另有一位高我一年的渡邊信勝先生，是我留日以來最好的善友之一，他也正在為我籌備著一個包括全部立大大學院已經修完碩士以及博士學分學年的同學在內的擴大慶祝茶會。像這些日本的先後期同學，他們均尚沒有取得學位，卻能為了已經取到學位的外國同學而如此熱心地祝賀，也許正因為我是中國僧侶而不是日本人的關係。但有一點是很明顯的，日本人並非完全沒有忌賢害能的所謂嫉妒心，在一般而言，的確表現得極少，他們崇拜成功者而蔑視無能的失敗者，所以人人也都抱著追求成功之道的決心，因為嫉妒他人的成功，並不就是彌補自己的無能失敗的方法。所以日本民族的自相殘殺，不是不曾有過，而其能在第二次大戰戰敗之後，仍有今日這樣的建設，因素固多，其崇拜成功者的尚賢精神，應該也是因素之一。

為此，一位桐谷征一先生，他現在擔任立大圖書館資料課長，當我論文通過那一天，知道了這項消息之後，除了立即向我道賀，同時用電話及口頭馬上轉告了他的太太和與他熟識的人，害得我的電話鈴連續地一次又一次地響了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