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怕由於語文的隔閡而無法達成理想的。

再說到以歷史的方法論來研究佛教教義的變遷消長，已是近代世界的共同特色。我國的太虛大師是這一特色的反對論者，也可以說太虛大師仍代表著傳統的中國佛教的態度，雖高唱著法義研修的重要性，終究是偏於信仰的，而非學術的。印順法師以為歷史的方法的本身的價值是無可否定的，問題是在像胡適之流以主觀的推測和假設，來誤解了歷史資料的真義。在今天的日本佛教學術界，像胡適之流的勢力已不及與印順法師持同樣態度的高了。作為一現代的佛教學者，應把信仰和學術分成兩個層次，尤其是一個僧侶身分的佛教學者，在治學的責任上，宜對知識做忠實的研判，在信仰的傳播上，宜對信眾做自內證的宗教經驗的引導。前者是研究室的態度，後者是佛壇上的態度。前者是第二義，後者是第一義。兩者看似矛盾實則一貫。若將此兩者混淆了的話，我們的學院佛教，勢將永無成立的希望了。

當然，在我留日六年之後的今天，盡量注意他們的長處，不想挑剔他們的短處，為把他們的短處介紹出來，無補於我們，不如不介紹的好。

（一九七五年三月二十一日寫於東京，刊於《菩提樹》月刊二七〇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