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的活動是認真熱烈的。
日本佛教之能有今日的景況,若非注意國際的活動,是辦不到的。例如自明治初年,正在明治天皇雷厲風行地施行神政復古而廢佛毀釋之際,東本願寺遣出了現如法主,西本願寺也派出了島地默雷及赤松連城遊學歐美。佛教的危機從此而挽回,從此各宗設立學校,培養各宗的人才,同時繼續派遣至歐洲留學及印度訪問考察的優秀學者,在文化上及教化上,與歐亞各國搭上了線索之後,日本佛教的視界或眼光,便大大地展開了嶄新的局面,向歐洲學者學會了印度的梵文及巴利文的運用。另外又派遣河口海慧等人赴西藏學法,結果日本佛教便將梵、巴、藏、漢、和等各系的大小乘教典,做了比較、校正等的整理工夫,使以往僅賴漢、和兩種語文為根本的佛教思想,產生了新的發展。同時又將西方人研究佛法的名著譯成日文,又將佛法與西方哲學做比較研究,近世則轉而以西方的宗教哲學,來用佛法予以充實。
經過明治時代的培養,到了大正十三年(西元一九二四年),即有高楠順次郎發動《大藏經》的新修工作之完成出版,集合了當時所有的佛教學者,在版本上做精詳的校註,又將漢譯的名詞附之以原文原典的羅馬字母拼音。這種工作若非人才充分,也就無法辦到。又到昭和十一年(西元一九三八年),